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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yiyang:中国人民曾经的大救星——美国记者白修德

[日期:2012-12-06]   来源: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  作者: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   阅读:1401次[字体: ]

       近日,中共政府高调宣扬1942年民国政府治下河南大饥荒的事件,籍此为中国即将到来的新一轮粮食危机打预防针。回顾历史,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毛泽东,没有“志愿军”,没有“大锅饭”,没有“浮夸风”,就没有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更不会有数千万中国百姓的悲惨离世。

       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各国人民饱受痛苦;是美国记者白修德真实、客观的报道促使民国政府全力救灾,挽救了无数百姓的生命;如果没有美国记者深入调查,没有美国媒体的全面报道,没有美国人民的谴责声援,还将有难以计数的中国百姓会被活活饿死。二战结束后,各国人民进行战后重建,全球科技飞跃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富裕。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资源大国,为何被拯救了的中国人民却之这一时期陷入了全国范围的大饥荒?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亿万中国人面临死亡?

      寻求中共统治下的历史真相犹如进入宇宙的黑洞,看不到任何的光亮!在此,辑文回顾中国人民曾经的大救星白修德先生;还请某些敌视美国的国人,明白什么叫做——救命之恩!

                                                                                    

                                                                                                                                                                           yangyiyang

                                                                                                                                                                             2012/12/6

 

 

美国记者白修德笔下的1942大饥荒

2012-12-4 11:55评论(10)杂谈
 
 
来源:译言 译者:pinkkylin

 
本文原文刊于1943年3月22日《时代》杂志

 
等待丰年

中国的问题究竟是怎样永无止息,中国苦难的历史如何在战争、洪水和饥荒的轮回中不断重现,《时代周刊》通讯记者白修德(Teddy White)上周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他刚结束了两周的采访,从遭受饥荒的河南省返回,请看他的报道:
我的笔记告诉我,我报道的内容都是亲眼所见或亲自证实:野狗在路边啃着尸体,农民在夜色的遮掩下寻找死人肉,无边无际的荒村野岭,乞丐聚集在城门口,弃婴在路边啼哭死去。没有什么能够描绘出河南大饥荒的恐怖情形,讽刺的是,青绿的麦苗本来是庄稼丰收的指望,现在却等不到两个月后成熟收割。最恐怖的是,你知道这样的灾荒本来可以避免。

难民逃荒

我和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到了一个叫做董辛店(音译)的小镇,难民从这里逃出河南。这些难民挤上了货车、平板车、旧马车,人头攒动。他们争相爬到火车顶棚上,火车开动的时候,老幼妇孺拼命抓住任何能抓的地方。在寒冷中,他们冻僵的手指无法抓住边沿,从车顶坠落。火车永远不会停下来。

 
十分钟后,我们看到了第一个伤者——有个农民倒在路基上流血不止。几个钟头前,他从难民火车上摔了下来。车轮压断了他的双脚。他孤零零地大哭,断肢还留在铁轨上。他的腿骨露在外面,像是细瘦的白色玉米杆。我打开了医药箱,给他一些磺胺药物,我们赶快跑去让人送水请医生。不过走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医生。

 
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关心有多少难民死在逃荒的路上。据说从去年秋天起,已经有200万人沿着这条路逃了出来,现在每天大约有一万人向西逃亡。河南省有3400万人口,我们估计其中有300万难民。此外,在新庄稼收获前,还会有500万人饿死。

 
沿街乞讨

在洛阳,我们拜访了来自爱荷华州埃尔多拉的托马斯·梅根主教,他是位好心肠的爱尔兰神父。他用美国援助的资金建起了诊所,在我们离开的时候,难民向我们涌了过来。难民在我们身边跪下来,拱手向我们乞讨。

 
第二天,梅根神父陪着我们坐军用卡车向东行驶。路边的树皮都被剥光了,农民把榆树皮晒干捣碎,磨成粉做熟了吃。他们还吃树叶、草根、棉籽和芦苇。

 
我们骑着军队的马匹继续向东走。在寒冷的暮色中,我们看到了第一具尸体——有个女人死在路上。她至少在地上躺了一夜。

 
遍地死人

 
我们进入郑州的时候,白雪覆盖了街道,人们穿着风吹抖动的灰蓝色破衣,像是游魂走在泥泞的路上。难民从小巷里窜出来,冲着我们叫喊,他们把手缩在袍子里取暖。有些人躺在污水,有些人倒在沟里,听天由命地死去。我们摇动一两个人,看他们是否还活着。这里的救灾委员会几乎都接受了美国的援助,这笔钱来自美国援华会,他们在难民营里收留了一些妇女儿童。第二天,我们看到救灾委员会发放的粮食,只有六袋麸皮。

 
那天下午,我们听说了人吃人的惨剧。有个姓马的妇人因为吃掉了她的小女儿受审。婴儿身上的肉被带到法庭上作证据。官府指控她杀了孩子吃肉。她辩解说,孩子饿死在先,她才吃了肉。

 
盛情款待

离开郑州的时候,我们对河南的情形有了大致的了解。1940年后,庄稼的收成不好,弄得青黄不接。在这个重要的战区,军队的补给完全靠当地按照征粮政策收来的粮食。文职官员每个月领取粮食配额。政府人员本来希望小米高粱等秋季作物填饱农民的肚子。但是1942年几乎没有下雨,秋天几乎颗粒无收。

 
由于惊人的计算错误,本来应该准时送到灾区的粮食,到了秋天也没有发放。现在,除了美国援助的资金和物资,饱受战争折磨的中国内陆省份似乎没有希望得到足够的粮食,避免悲剧的发生。

 
在我们离开郑州前,政府官员宴请了我们。我们喝了两道汤,吃了炒藕片、辣子鸡、荸荠炒牛肉、炸春卷、热馒头、米饭、豆腐、鸡和鱼,外加三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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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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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修德
Theodore Harold White
白修德(右)与时代杂志老板卢斯.jpg
白修德(右)与时代杂志老板卢斯
出生 1915年5月6日
美国波士顿
逝世 1986年5月9日 (71岁)
美国纽约市
教育 哈佛大学
职位 新闻记者
子女 Heyden White Rostow 和David Fairbank White
所属报社 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人

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1915年5月6日-1986年5月9日,也译作西奥多.H.怀特,“白修德”是其中文名。是一位美国新闻记者、历史学家和小说家,曾作为《时代》周刊记者在抗战时期访华,以记述1960年1964年1968年1972年总统选举而著称。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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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生平

白修德的父亲大卫·怀特早年住在平斯克,为犹太教士,于1891年16岁时离家出走,只身前往美国,后自学英语进入法律夜校,最后在美国东北当律师,怀特属于二代犹太移民。1915年5月6日,白修德出生在美国波士顿1932年,白修德以优良成绩毕业于著名的波士顿拉丁学校。

哈佛大学念书时,受到费正清的赏识,后来怀特选择研究中国,受到费正清的照顾,对此,后来白修德回忆说:“他开发我的智力,整理我的思路,并教我如何思考。”1934年白修德获得哈佛大学奖学金。

[编辑] 在中国第一线

1938年,白修德从哈佛大学毕业,得到拉丁文学位荣誉最优等奖励(小约瑟夫·P·肯尼迪是其同班同学),和中国历史学位,是费正清的第一个得到此学位的学生。同时申请到谢尔顿旅行奖学金(Sheldon Traveling Fellowship),携带费正清的毕业礼物——一台旧打字机和六封去中国的介绍信,前往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到中国时退出旅行团,留在中国,在国民政府情报部替霍林顿·唐(Hollington tang)等人工作,并取中国名字白修德。 时代杂志的约翰·赫西(John Hersey)途径中国时结识他,即招聘其为兼职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怀特在骑兵掩护下深入日占区,返回及有价值的报道,《时代》为此曾在头版文章标题下刊出他的大名。《时代周刊》的创办者和发行人,在中国出生的亨利·路思义,也在1939年来到中国,并和白修德成为好友。白修德成为时代周刊战时驻中国的通讯记者。

1943年,白修德躲过新闻审查,深入河南境内报道大饥荒,报道千百万人濒于死亡,难民已逾3百万,国民政府颗粒不振。很快,河南大饥荒引起美国轰动,但蒋本人并不相信,宋美龄则希望《时代》解雇怀特,最终,由于反响太大,国民政府放粮赈灾。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开仓赈饥。此事之后,目睹国民军在日军压迫下节节败退和国民政府的无所作为,白修德悲哀地给卢斯写到:“这个国家正在我的眼前死去。”

时代的编辑们和以白修德为代表的在外采访记者之间的摩擦始于1943年,但美国公众对此了解甚少,新闻检查很严,政府极不乐意报道它的盟国军事失利,若将中国报道成处于包围的劣势或困兽犹斗状,是更不允许的,宣传“委员长”(Gimo)是第一要务。

1944年初怀特返美休息,开始着手写作《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同时,《时代》更换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为国际版总编,负责对报道的把关和修改。1945年返回中国后与卢斯再次发生冲突,白修德坚信中国内战将会爆发,而蒋介石会一败涂地,在发回封面报道时并附拍了一封建议电报:

如果《时代》有限公司执行的是绝对的、无条件支持蒋的政策,我们就极端地损害了美国千百万读者的利益,并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他们个人主要关心的问题也是如此......我们希望看您能以公正的态度,毫不偏颇地搜集事实。这一悲剧足使您采取这个态度,雅各比和我视此报道为一个试金石......我们认为我们杂志应当是超党派的,应朝民主与和平解决方案这一中间道路,如果事情不是这么解决的,我们就考虑将此信作为我们脱离杂志的声明,并请解除我们现行的任务,使我们能够回来至少在主编面前最后解决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对于中国的政策问题。[1]

[编辑] 回到国内

最终,白修德和贾安娜的报道并未有一字登在《时代》上,相反被编辑修改的面目全非。白修德在采访完东京投降仪式后,回到国内,与雅各比(中文名:贾安娜/英文:Annalee Jacoby)集中精力撰写《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 [2]。1945年,与编辑部门及卢斯的冲突使其在《时代》无立足之地。辞职当天,当月书刊俱乐部(Book-of-the-Month-Club)通知白修德,它们决定购买《惊雷》的版权。《惊雷》一书记描写了他所期望的中国,也描写了现状,并对中共也未存任何幻想,一问世就引起轰动,在序言中警告“在亚洲有十亿人厌烦了这个世界的现状;他们生活在如此可怕的奴役中,以至于他们除了锁链之外没有东西可以失去.... 不到一千年前欧洲也是这样生活;后来欧洲起来反抗... 亚洲的人民将要经过同样的历程。” (p. xix). 普通版卖了43万册,“当月书”版本卖了40万册,为当时“当月书俱乐部”第三大畅销书。

麦卡锡主义兴起时,白修德称为关照对象,白修德求职十分困难,各报编辑视其为左翼分子,不敢聘用,但对白本人影响最大的是当圣路易斯《邮讯电讯报》对卢斯的采访,在采访中卢斯说他不得不开除怀特,因为他是共产党)。美国对外图书馆禁止销售他的著作,还有人在护照上找麻烦,后来只好前往欧洲谋生。此后白修德担任海外通讯社(Overseas News Agency,1948年–1950年)和The Reporter(1950年–1953年)的欧洲通讯记者。

[编辑] 专心著述

白修德在海外生活时期就拥有分析外国文化的经验,这时又通过一系列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书籍进行分析美国文化的挑战:《1960年总统的产生》(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0,1961年))、《1964年总统的产生》(1965年)、《1968年总统的产生》(1969年)和《1972年总统的产生》(1973年)。其中第一本最为畅销,也最获得好评,赢得1962年普利策奖[2]。这本书仍然是关于产生约翰·肯尼迪总统的这次选举最有影响的出版物。后来的总统竞选书籍仍很畅销,但是未能再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部分是由于此后其他作者也出版了同类题材的作品,而白修德的英雄主义色彩的叙述方式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已经不再时髦。

肯尼迪总统去世后不久,白修德获准与杰奎琳·肯尼迪单独会见。会见期间肯尼迪夫人详细地说到她丈夫的个人标准,她希望这成为他的遗产。她的解释激发了白修德将约翰·肯尼迪短暂的总统任期与Camelot的传说相比较的灵感,因此《生活杂志》大为称赞。白修德为生活杂志对暗杀和国葬进行了广泛的报道。白修德也是1963年11月22日总统的尸体到达安德鲁空军基地时最著名的报道者。

1972年白修德作为尼克松的随行记者再次访华。1983年又在中国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采访活动,完成了一篇万余字的长篇报道,刊发于当年9月的《时代》周刊。

1986年5月15日,白修德在纽约市去世。

[编辑] 家庭

他有2个子女: Heyden White Rostow 和David Fairbank White。

[编辑] 影响和评价

根据David Halberstam的著作The Powers That Be,白修德为时代周刊所做的中国报道被广泛改写,以反映出版商亨利·路思义对蒋的赞赏,也因为此原因,白修德后来和卢斯矛盾日益尖锐,导致其离开《时代》。

著名的保守派作家William F. Buckley, Jr.,为白修德在 National Review 上写了一篇讣告,他称白修德“将杰出的头脑、艺术家的才干和巨大的好奇心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完美的健康、对人类真诚的关爱”。他称赞白修德“彻底革新了政治报道的艺术”。但是他批评白修德在记者生涯中犯了一个严重的战略性错误:“如同许多讨厌蒋中正的人一样,他反对的是蒋奇迹般的社会和政治权力。他对革命者理想的估价过高,而低估了他们极权主义虐待狂的能力。” [3]

Joyce Hoffman在《白修德与新闻业的幻想》(Theodore H. White and Journalism As Illusion)一书中,宣称白修德的“个人意识形态破坏了职业客观性" [4]。她断言对主人公“有意识制造神话”,包括蒋中正约翰·肯尼迪和David Bruce。Hoffman 断言白修德自我审查信息,将他们描绘成英雄。

[编辑] 参见

[编辑] 参考资料

  1. ^ [美]《媒介与权势》,(The Power That Be),哈姆斯塔姆等著,尹向泽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ISBN 7-80173-272-3.
  2. ^ Pulitzer Prize Winners: General Non-Fiction (web). pulitzer.org [Feburuary 28, 2008].
  3. ^ [1]
  4. ^ 根据她在图书馆杂志上的作品

[编辑] 外部链接

  • Papers of T. H. White: an inventory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3]. Includes a biographical notice.
  • Theodore H. White
  • Amazon.com's page on Hoffman's work and editorial and user reviews
  • Theodore White - JFk Presidential Library & Museum
  • 1942年到1943年,久旱无雨的河南发生了罕见的“中原大饥荒”,造成500万人死亡,惨绝人寰,举世震惊。“自然灾害”当然是“天灾”,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则主要是“人祸”,即当时政治的腐败、政府的严重失职。事实证明,一旦政府采取种种有力的赈灾措施,灾民得到救济,死亡人数便迅速减少。在这次“大饥荒”中,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 White)在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使无数生灵得救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反而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然而,国民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样不减。


    1943年灾区的天气依然干旱,灾情进一步恶化。这时,灾区的情况开始外传,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但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其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白修德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这月底,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还是让他深深震惊。路傍、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一直在当地的传教士陪同下,他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孩子死后才吃的。还有一个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八岁儿童,因为在他家屋傍的大坛子里发现了小孩的骨头。这位农民也辩白说小孩先死。白修德写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呆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所以我们又继续策马前进。”(〔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中译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3页。)


    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最低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贪污腐败比比皆是,“收税时实际上的野蛮和侮辱是伤心惨目的,但和收税同时进行的贪污更坏。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当然,“这些事实并不是从报章上收集得来,而是从农民嘴上收集得来的。我们曾经设法跟某些老百姓谈话,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我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及一个报告书,希望我们带到重庆去。他们给了我们两份。这报告书说,全县十五万人中,十一万人已什么都没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从饥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我们和这群人的领袖谈了一下。他有地吗?是的,二十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十五斤。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这是一直在旁听他们谈话的指挥官勃然大怒,这位指挥官级别不低,是位将军。他把那个农民叫到一旁训斥一番,然后这位农民回到白修德旁边,改口说刚才说错了,税不过每亩五斤。同时,这位将军要求他们把这些农民刚才给我们的书面报告退回。他们退回了一份,但这位将军坚持必须把另一份也退回。白修德写道:“我们相对默然,在昏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老人在发抖。我们明白,待我们走后,我们的一切罪名都会归在他身上,而且我们自己也害怕;我们交回了报告书。”有此经历,以后他们尽可能在没有任何官员在场时和百姓交谈,无论何时何地,听到的都是在重复同样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196、197页)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他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300-500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 “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决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中国的惊雷》,第195页)


    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大量死亡,因为就在河南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面对这种情况,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如此严峻才能挽救灾区无数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实情告诉世人。洛阳电报局是他归途中经过的第一个电局,他立即就将电稿发出。他清楚,“按照规定,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回重庆,由我在宣传部的老同事进行检查,这样,他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压下来的。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直接发往纽约了。于是,消息首先在《时代》杂志上传开了――这家杂志在整个美国是最同情中国人的事业的。”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顿时大怒,认为有损中国政府形象,由于她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Henry R . Luce)是老朋友,所以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卢斯拒绝。(《探索历史》,第120页)消息登出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甚至愤怒。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因为“一夜之间我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宋庆龄得知这种情况,一再对蒋介石说事关数百万人性命,坚持要蒋见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坚持下,蒋介石最后终于同意会见。见面时,蒋介石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看到这些相片,表情极其尴尬,问他在何处拍下这些相片,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后来的事实说明,一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灾民的死亡便迅速减少。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一位一直在灾区的传教士的一封来信,信中感激地写道:“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缷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心情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探索历史》,第120-122页)



    “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这位传教士当年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在半个多世纪后被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也是他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自由看待发展》两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由于格外注重“权利”,阿马蒂亚·森强调自己的经济学采用的是“权利”的分析方法,将贫困、饥荒问题与“权利”紧密相连,提出相当多的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从权利角度认识贫困、饥荒问题,把这看似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考虑,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从“经济”看问题的角度,使经济学的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刻。他的核心概念是个人的权利集合(entitlement set),这种权利是“应得”的,是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其中重要的有所有权、交换权利、社会保障和就业权利。他认为:“如果说食物供给本身对饥饿现象的普遍存在有什么影响的话,其影响也可以被认为是通过权利关系而发生的。”如果说这种权利方法“看上去有些奇怪的话,也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思维模式在作怪,即只考虑到实际中存在着什么东西,而不考虑谁在控制着这些东西。”([印度]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页)饥饿是因为没有获得足够的食品,之所以有些人没有获得足够的食品是因为“权利失败”,丧失了以前的权利,大规模饥荒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交换权利”的急剧变化。所以,大饥荒的实质是许多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


    通过对饥荒与经济、社会机制的分析,他的研究说明经济活动背后离不开社会伦理关系。这是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也因此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对他的研究作出如此评价:“阿马蒂亚·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


    他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为基础,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缺乏言论自由、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人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论证、强调、提醒说:“民主和政治权利的运作甚至能够有助于防止饥荒或其他经济灾难。权威主义统治者,他们自己绝不会受到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经济灾难)的影响的,因而他们通常缺少采取及时的防范措施的动力。与此相反,民主政府需要赢得选举并面对公共批评,从而有较强的积极性来采取措施,防止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灾难。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不管是经济富裕的国家(如当代的西欧或北美),还是相对贫穷的国家(如独立后的印度、博茨瓦纳或津巴布韦)。”“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这是因为如果政府致力于防止饥荒的话,饥荒是极其容易防止的,而在有选举和自由媒体的民主体制中,政府有强烈的政治激励因素去防止饥荒。”政府的反应总是来自于对政府的压力,所以“民主和不发生饥荒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不难发现的。在这个世界的不同国家中,饥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但却不曾杀死统治者。国王和总统、官僚和各级主管、军方的领导人和指挥官,他们从来不是饥荒的受害者。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受审查的公共批评活动空间,掌权者就不会因为防止饥荒失败而承受政治后果。而在另一方面,民主却会把饥荒的惩罚作用传递给统治集团和政治领导人,这就给了他们以政治的激励因素去试图防止任何有威胁性的饥荒。”([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2、177页)


    历史事实和阿马蒂亚·森的研究表明,民主制度并非仅仅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现,而实际与无数生民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即与“生存权”密切相连。然而,在没有重大灾害的承平时期,人们对民主的作用和意义往往并不在意;或许只有面对重大灾难的严重后果,人们才会意识到民主的重要。



    勿庸讳言,这场“中原大饥荒”主要是在美国记者、美国报界的干预下、在美国舆论的压力下,当时实行专制统治的中国政府才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防止了灾难进一步扩大。白修德明确写道:“许多生命得救了,是美国报界的力量救了他们。”(《探索历史》,第122页)这样,“生存权”(人权)与主权的关系便无法回避。


    从“主权”这一角度来看,白修德想方设法绕过战时中国政府的新闻检查直接把消息发往美国,美国朝野就此对中国政府的严厉批评指责,使当时软弱的中国政府屈从于美国的压力,确可视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从“生存权”角度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使无数生灵得救,使无数人的“生存权”获得保障,因而无可指谪。面对二者的尖锐矛盾,确有必要对主权与人权的关系略作探讨。


    在近代以前,中国传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是“天子”,其权力来自“神授”,因此有不容质疑的绝对权力。近代以来,外部世界的现代主权观渐为国人接受,不论实际情况如何,“主权来自人民”起码在理论上无人反对。


    现代主权理论起源于西方。西欧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神权国家观念。奥古斯丁(St.Augustine)提出了影响极大的“上帝之国”和“人间之国”这种“双国”理论。“上帝之国”即基督教所说的天堂或天国,是上帝建立的光明的“神之都”;“人间之国”是魔鬼建立的世俗国家,是黑暗的“地之都”。所以“上帝之国”高于“地上之国”,教权高于王权,世俗政权必须服从以教会为代表的神权。在奥古斯丁之后,托马斯. 阿奎那(Thomas Aquinas)则从国家起源和国家目的这两方面把国家“神话”。他认为人天然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社会和国家正是适应人的天性需要的产物。但上帝是人和人的天性的创造者,所以从根本上说只有上帝才是国家和政治权威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另一方面,他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使人类过一种快乐而有德行的生活,通过有德行的生活达到升入天国、享受上帝的快乐,因此从最终目的来说世俗国家也应服从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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