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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铭记六四走向共和”动员大会

[日期:2011-05-03]   来源: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  作者: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   阅读:2014次[字体: ]

5月3日“铭记六四走向共和”动员大会

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将在纽约举行“铭记六四走向共和”纪念大会,大会的主要目的是大家明白中国近代“六四”事件和“辛亥革命”百年的历史教训。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号召全体民主党党员能够积极参加5月31日组织举行重大民主活动。

通知如下:


时间:2011年5月31日     下午 6:00开始-----晚上8:00结束


地址:42街12大道  曼哈顿  纽约  (中国驻纽约领事馆)


要求:1、党员穿白色上衣,穿党部服装和帽子
      2、要按时参加会议
      3、需要发言的党员请提前通知,以便组织安排
      4、希望党员注意大会当天的气候,有备无患。

                            谢谢大家相互宣传-----党部办公室

大会联系电话:1-718-353-3996  1-718-790-0818

铭记“六四”走向“共和”

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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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
又名 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八九学运、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参与者 大学生、工人、市民、军队、党和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及其他海外支援民运之人士
地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等地

日期 1989年4月15日至1989年6月4日
结果 解放军进入北京以武力驱散学生及市民、天安门民主运动遭镇压告终
六四事件是指1989年6月3日晚上至4日凌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市天安门广场附近及通往广场的道路沿线,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民众爆发的流血冲突。广义来说,它也可以指从当年4月下旬起,在天安门广场发起长达两个月的学生运动,引发全国示威,最终以北京宣布戒严、解放军武力镇压、大批民众死伤与流亡而告终。
学潮由胡耀邦的猝逝引发[1],北京学生的悼念活动,数日内演变成全国示威,群众高呼反官倒、自由、民主。初期中共中央对处理学潮未有一致看法,党内开明派与保守派有截然不同的演绎,一方面《人民日报》在1989年4月26日发表四二六社论,将学潮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2],引发学生极强烈回响,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5月4日发表五四谈话,肯定学生的热情,纾缓学生不满。
抗议示威活动从4月15日开始,至6月4日结束,共持续七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最终派出军队镇压。各方报告死亡人数由百多至数千不等,未有准确数字,政府随后大举缉捕示威者,总书记赵紫阳下台,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事件中成立。
至今,六四事件依然是一个极敏感的话题,尤以中国大陆为甚。各方对六四的看法存在尖锐矛盾,同时“平反六四”的呼声从未间断。
命名
由于六四事件是1989年学运的标志性事件,这场运动常叫作“六四事件”,其他常见名称有“八九民运”、八九天安门事件,一些民运人士称为“六四屠城”。中国政府起初对此运动定调为“六四风波”,及后常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欧美媒体对事件的最普遍称呼为“天安门广场抗议”(英语: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天安门广场屠杀”(英语: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或天安门屠杀(德语:Tian’anmen-Massaker)。
为应付中国的网络审查,网民也会用VIIV(罗马数字64)、8平方(8x8=64)、5月35日等名称,以避免触动防火长城。[3]
背景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被捕,华国锋接任中共中央主席,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改革开放方针,以求摆脱混乱、愚昧、贫穷。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被确认为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同时,许多在文革被打倒的领导人复出。1985年,政府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召回私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场经济中许多观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有计划经济理论被弃守,国内思想走向多元。
1980年代,世界正处于冷战的最后阶段。1985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新思维运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产生广泛影响。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严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西方民主思潮,但社会已浮现不安情绪。
1986年12月中旬,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发动大规模的要求民主选举和反贪的示威,示威后来扩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政府指控学生运动受人操控,指责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企图“否定社会主义”,“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学潮促使胡耀邦下台,几位党内主张民主化的学者如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被开除出党,为安抚以俗称“左王”的邓力群为首的保守派力量,李鹏得以接任国务院总理。这场运动被视为六四事件的原因之一。
从1988年底至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及全国人大会议已提出各种问题,包括通胀、粮食减产、工人骚动不安、失控的人口流动、贪污、人口高速增长。
1988年初,全国通胀达20%,年底城市通胀升至26%,粮食、食油以至牙膏均被民间囤积。粮食减产进一步深化囤积问题,当时中国会按指定价格收购农民粮食,但价格依旧远低于市场价,产粮的利润无法与烟草、糖等作物相比,而政府囿于财政短缺,往往只能以借据向农民收购粮食。改革推进时,各地一批国营企业关闭,全国约数百万工人失业[4][5],工人亦要面对苛刻的工作条件和通胀压力,各地出现工潮,1988年浙江一家纺织厂近1500名工人游行长达两日,另一家药厂的1100名工人怠工3个月[6]同时全国流动人口急增,当时约4亿人散居于中国365座大城市,每年800万人流入城市。共产党内部贪污令局势进一步恶化,有统计[7]指1987年共有15万名党员因贪渎而受罚,25000人被开除党籍,政府下令党员每年必须接受廉洁操守的考核[4][5][7]。
中国俨然形成保守派与自由派的阵营。一些保守人士批评改革背弃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然而随着中国开放并接触西方思想,很多学者及学生公开提倡自由、人权、平等和民主,深信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1988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片《河殇》,公开呼唤“蔚蓝色”的西方文明,引起全国轰动,成为六四运动的先声。
1989年对中国来说具有意义。它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在六四前夕,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如科学家方励之、诗人北岛已上书中央,要求把握契机,让政治松绑;全国人大会议亦提出把“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民主化”与经济改革融合。
从世界的角度看,六四运动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当时各地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的一环。同年,世界其他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频繁出现政治动荡。六四事件发生当天,波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获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数月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发生和平演变,两年后苏联亦宣告解体。
事件始末
胡耀邦逝世
 
 
胡耀邦,曾经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
在社会不安气氛下,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以73岁之年猝逝,加剧了紧张局势。胡耀邦被视为开明派的代表人物,1986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发起抗议社会弊端的学潮时,他对学生与知识分子表达同情,被中共元老们视为软弱表现,翌年1月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指违反中共的集体领导原则[8],胡耀邦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9];1987年,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国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8][10][11]。
虽然代表开明派的胡耀邦下台,但是为了确保改革开放的延续,与胡耀邦政治见解接近的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被安排接任总书记,成为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被提升为国务院总理。
当胡耀邦病逝的消息送到邓小平后,有说他把烟头熄灭,“十指无力地交叉在胸前,没有一句话。过一会,就又拿起烟,狠狠地抽起来。”他要求夫人卓琳致电慰问胡耀邦夫人李昭,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胡耀邦的评价和丧事安排,并表示要亲自参加追悼大会。胡去世不到4小时,新华社迅速作出报道,指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军队杰出的政治领袖,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12]
外界密切关注胡耀邦去世可能产生的影响。其中美联社、路透社均认为胡的猝逝不会对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胡早已离开权力中心,但一些日本媒体则认为有可能影响中国政局。4月16日《东京新闻》发表一篇题为《胡的追悼活动是注意的焦点》,文章说:“追悼胡的活动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如果党和政府对追悼活动草率从事,很可能激怒民众。”同日,日本时事社指出适逢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民众不满通胀和官员特权等弊端,民主的呼声在学生之间高涨:“胡氏逝世会否引发类似天安门事件,正受人关注。”[13]
学运酝酿期
当胡耀邦病逝消息传回校园起,北大、清华以至上海多间大学等均挂满大字报和挽联,有学生成立胡耀邦治丧委员会,准备在校内设立灵堂,陆续有人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悼念的口号除了赞扬胡耀邦外,逐渐发展出对民主的诉求。4月16日在上海复旦大学一场400人追悼会,有学生发言说“一定要争取民主,民主是我们的。”同日,西安市钟楼邮电大楼广场亦有人挂上挽联说:“敢说敢干公正坚韧不拔是您的精神,民主科学法制是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
4月17日,学生开始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过程中警察未能驱散群众,当晚广场已经聚集上千人。除政法大学学生外,还有其他高校学生和市民增援。翌日凌晨,约3,000人学生从北京大学前往天安门,沿途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清晨,数千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常委提交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14][15]:
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给予平反;
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
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
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份领导实行改选。
上午8时,国务院派出一名官员接见学生代表郭海峰、王丹,期间声援人数不断增加,晚上9点,天安门已经聚集约2万名学生。当天北京几所大学出现约700多份有关胡耀邦的大字报,有警察与民众在新华门对峙[16]。其他城市情况相对稳定,上海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数千名学生在市政府聚集,而南京亦有1万名学生在鼓楼广场悼念,但活动很快和平结束。
此时中国的局势渐受关注。湖南省向中共中央呈交的报告称,虽然目前局势表面平静,但民间有一种普遍意见认为,随着五四运动70周年,“两件事应结合起来搞”,警告悼念活动可能在胡耀邦追悼大会而推上高潮,呼吁做好疏导工作,密切注视校内动向[17]。
4月17日,香港《英文虎报》发表《胡耀邦逝世料会激励改革派》的报道指,“要求民主和人权的运动的势头日益增大,随着五四70周年临近……北京大学生可能会自发地组织民主活动。”当天,路透社一篇《中国学生游行要求民主》的报道指北京发生“文革后最大规模的示威”。
4月19日,数千学生由广场冲到新华门,希望把花圈及请愿信送入中南海被拒,武装警察以人墙阻挡学生,学生6次试图突破警戒线,晚上更多学生加入,有人高喊“李鹏出来”,并与警方冲撞[18],扰酿至20日凌晨,警察把学生和围观群众隔开,新华门前仅剩下约300名学生,双方对峙,期间未有大型冲突。北京市政府用公共汽车把学生拉回学校,有学生被拉上车后呼叫“打倒共产党!”。[19]。
面对学生连日的游行,中共出现两种声音,赵紫阳等人认为应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并要求警卫把枪上的刺刀卸下,尽力避免与学生肢体接触,但王震等元老怀疑运动受人操纵,背后用意是打倒共产党。
4月20日,李锡铭、陈希同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名义给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呈送报告。内容称,有人借题发挥,公开喊出“打倒共产党”,有人造谣指胡耀邦“是被迫害致死”,并公开号召大学生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到工厂、农村、商店动员各界反对腐败政府,北大有大字报指:“火烧中南海!”报告亦留意到活动趋于组织化,一些学校提出成立高校学生自治会,以至成立修政宪法委员会,实行地方自治,实现新闻独立等。[20]
同时,中共中央决定,4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
罢课潮爆发
4月20日凌晨,北大举行民主沙龙,学生总结历次学潮的失败在于没有统导,北大学生王丹宣布废除原有听命于政府的北大学生会,由王丹、杨涛、封从德等7人建立“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下设宣传、工农、纠察、联络、理论、后勤等八个部,并宣布直至5月4日前,筹委会领导一切学运,会议提倡“非暴力、不抵抗”,以罢课争取民主。[21]
4月21日是运动扩大的转折点。当日人民日报首次发表题为《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的社论,指责“数百人围聚新华门前制造事端”;《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批评新华门外学生静坐事件。[22]文章令学生大为不满,社论发表当天,多个城市爆发示威。陕西出现自胡逝世后最大规模的游行,新城广场的群众由上午300人急升至5000人,有学生翻过省政府办公楼前的铁栏,进入省政府大院,停车场聚集1万多人,武警把走在前面的6人强行带走,激起群众不满,武警与群众对峙,直至晚上6时下雨,不少群众离开。[21]
当日南京大学学生会门外亦有3000名学生游行至鼓楼广场,口号是“打倒官僚”“打倒贪污”“还我民主”“自由万岁”,南京大学还有标语说:“流血不要紧,自由最可贵”、“用战斗迎接五四”、“北京冲击中南海,俺们咋办?”[21]
北大学生开始罢课,抗议在新华门被武警打伤,也有学生阻挡其他学生上课,当晚广场学生剧增至20万人。由诗人北岛发起、150名学者连署的请愿信送交全国人大,声援学生,但未获接收。[23]全国示威活动升级,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试图进入北京声援。
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提出灵柩绕广场一周,与总理李鹏对话,并要求官方媒体报道学生悼念活动[24],都未获政府同意。[25]
上街的学校有北大、清华、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北方交通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学生们高叫:“打倒官倒!”“打倒贪官污吏!”“新闻自由!”“民主万岁!”“反对独裁!”“爱国无罪!”沿街群众不时向学生鼓掌,这时学生情绪高涨,呼喊:“人民万岁!”“理解万岁!”“我们干什么?我们去讲真话!”还有群众沿路派开水。上街的学生队伍组织严密,他们一般五至七人一排,手挽手行进。有的学校学生队伍的外围学生互相手拉着手围起来,防止外人进入。
三学生下跪
4月22日零时四十分,学生陆续进入天安门广场。[26]下午12时45分,三名学生代表周勇军、郭海峰、张智勇跪在人民大会堂门前,中间一人举着请愿书,据称是7点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有工作人员尝试扶起学生,有学生泪流满面,更多学生齐喊:“站起来!”。[25]
这一场面引起全国以至党内外的关注,有一些党员回顾事件时指,不少老党员经历过学运,眼见学生下跪,领导人却不问不闻,心里感觉共产党怎会变成昔日要被打倒的封建对象。[27]
 
 
人民大会堂前的梯楷上就是三名学生代表跪下的地方
一名身处在现场的香港记者的描述:“接近中午,学生代表决定,不提任何条件,只要求李鹏走出来与学生公开对话。早在四月二十日新华门前,群众已曾高叫‘李鹏出来’,假如这是一位向人民负责任的总理,当时就应该出来了。在胡耀邦追悼会完结之际,广场上的学生呼声,同样没有得到他的理睬。不仅学生的呼声李鹏不理睬,连学生在石阶上跪着递请愿信他也不出来接,甚至广场上群众高呼‘不对话,绝不走!’他亦坚拒对话。 国徽之前,殿堂之外,人民的心被这些党官伤透了!女学生激动流泪,男学生悲愤握拳,有人发起狠要冲军警的警戒线,军警迫得后退。追悼会完结了,参加仪式的人群鱼贯而出,不少人留在石阶上,看到推拥的人群,看到请愿的学生。一些知识分子出来,看见正跪着的学生,悲愤交集,一下子跪下来,拥抱着学生。《新观察》主编戈扬老太太,气得破口大骂,指著门前的警卫说:你们怎能这样对待学生? 三名代表跪了半小时后,才获准进内送花圈和请愿书。” [28]
但是公安部给中南海的报告却有不同的说法:“台阶上的三名学生代表始终举著纸卷,警戒线内的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曾试图将他们扶起,后治丧办的两位工作人员从大会堂走出与他们谈话。十三时三十分左右,三名学生代表举著纸卷下了大会堂台阶,回到学生队伍中。”[29]
在追悼会期间,天安门广场坐满等待一夜的几十万学生,军队加入维持秩序,学生们在人民大会堂东侧按学校列队有秩序静坐,不少学校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当广场上的喇叭宣布追悼会开始后,学生自动肃立,齐唱国歌,有学生流泪,气氛肃穆。
追悼会下午结束后,学生虽然满意赵紫阳极大赞美胡耀邦的悼词,但接近一昼夜的静坐毫无结果,情绪激愤。学生担心入夜出事,决定撤出广场,并“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
四二二事件
4月22日当日黄昏时分,西安、长沙出现严重骚乱,后来被称为“四二二事件”。晚上5时起,西安有人焚烧二辆汽轮和五间房子,逃走时又有人在西华门、钟楼附近焚车和抢劫商店,西安公安部门大举缉捕270人,其中大、中、小学生占72人,西安初审164人后,释放了106人,但大学生比例不详。[30]长沙亦有38家商店被抢劫,96人被拘捕,当中3人为大学生。[31][32]武汉大学生意图冲击省政府机关时,警察动用警械,数人受伤。
4月23日,赵紫阳未有依照田纪云等人的劝告,决定按原定计划出访朝鲜,以免外界揣测政局不稳,但他重申三点:一是追悼会已结束,坚决劝止学生游行,要马上复课;二是严惩打砸抢行为;三是要疏导学生,开展多层次对话。[33]。
同日,北京高校临时学联成立并向全国各高校倡议无限期罢课,申明事件焦点已由“悼念”变成“争取自由民主”。时事社的“中国也出现摆脱‘官方新闻’的迹象”的报道称:“中国的报界也终于出现试图摆脱官方报道的迹象,先驱者是北京的《科技日报》。”当天北京《科技日报》突破新闻封锁,在头版报道学生游行活动。[34]
日本共同社及日本《产经新闻》不约而同指出,面对当前状况,政府可能会出动军队,其中共同社电文称:“北京学生领袖已开始敦促工人罢工。如果工人加入民主运动行列,将严重动摇中共领导,中共届时或会不惜牺牲党的权威予以镇压。”
4月24日,安全部门描述西安高校情况时指出,近两天,西安市高校表面上已恢复平静,但学生们对“四.二二”事件的处理却议论纷纷。西北大学发布了紧急通告,要求学生为大局着想,通过正常渠道反映诉求,要头脑清醒,明辨是非,不得擅自上街游行,违者后果自负。学生心里不服。[35]
4月25日,清华大学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与中共领导层同意会晤,由15名学生代表会晤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缪等,但学生代表认为清华不应该单独与官方会谈,对话流产。上海市委则没收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当中有文章批评中央撤掉胡耀邦及同情学生游行,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原本要求该报更换有关文章后出版,该报在原处留白抗议,引起海内外巨大回向,最后报社被查封,外界普遍认为江泽民因处理事件的手法而获邓小平赏识,晋身中共领导层[36]。
 
 
人民日报1989年4月26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四二六社论 
事件扰酿至第十天,邓小平及多名政治局成员指游行已扩大至20个城市,坚信运动受极少数人操控,必须强硬遏止。
4月25日,中共把高层看法通报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后,由曾建徽起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经胡启立与李鹏审阅,把学运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革命动乱”,社论在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次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37][38][39]。这份社论引起极强烈回响。
社论在4月25日发表首天,北大校园晚上反复播放其内容,一些学生骨干反应激烈,表示“要斗争到底”,一些学生对自己被列为“反党集团”而感到害怕,并指政府很快会抓人,更多学生指控政府歪曲事件,坚持最少要罢课至5月4日。
在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与家长得悉社论后赶到往学校了解情况,该校党委副书记谢战原说:“不少同学都很震惊,觉得中央定调太高,这与之前中央的宽容精神很不相称,学生们很难接受。学生认为这不是在搞动乱,只是提一些民主要求,希望中央领导不管是什么人出来对话。”
当晚,长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长沙、合肥等城市发生规模不同的示威,抗议社论,其中以长春规模最大。当晚吉林大学等校约3000名学生涌到省委门前,强烈要求同省委领导对话,并表明因为听到运动被定性为“动乱”才上街。
然而,地方政府单位对此反应迥异。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批评学生搞“文革”。
 
 
四二七大游行
学生召开记者会反驳“学生颠覆中共”的言论,并再度要求与李鹏对话、并要求公安部长和新华社社长道歉。学生最后决定举行四二七大游行。[40]由于四二六社论的严厉批评,学生害怕中共镇压故在游行前写下遗言。
四二七游行
4月27日,北京10万人上街示威[41],虽然政府明令禁止游行,但警方并未强硬阻挠,学生的标语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以至“拥护共产党”,游行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42]许多知识分子认为此次游行是“理性”战胜“非理性”的大胜利,香港《明报》甚至说“将来的史家或有可能把它称为‘四二七运动’,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并列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43]
四二六社论发表三天内,有说[44]中南海接收国安、新华社、高校党组织共36份报告,普遍认为社论定性过高,不利解决问题。其中各高校党委汇报指,问题被社论深化,绝大多数干部、教师及学生难以接受,批评社论令政府失去与学生对话的余地;有报告批评靠权威实现的安定只是暂时的,随之而来是更大的不安定。更有报告指:“为什么这次学生游行,从教授、青年教师到干部同情者比以前多了呢?一句话,共产党确实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了。”
在中南海,胡启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的失误;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语气相对温和。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指出中国需要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否则只会为国家民族带来灾难。
过程中,中共尝试将“极少数分子”与“广大学生”划下界线,申明四二六社论只针对“一小撮人”,但学生对谁是“一小撮人”莫衷一词,纷纷要求推翻社论内容。
4月29日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对话。会上,袁木承认“党风不正和各种腐败现象有目共睹”,但强调大多数“干部、党员还是好的”,他并称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现行的是“各报刊总编辑负责制”。
然而在“定性”问题上,袁木重申立场,指运动背后被“长胡子的人”策划,“他们往往比长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抢的人可能还要更厉害些,他们要造成的动乱可能还要更大一些。现在许多作法和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有惊人的类似之处。”[45]。
中共对袁木的对话大加赞扬,认为内容一张一弛,局面控制得宜,但学生的观感相当迥异。有学生认为对话十分成功,并希望日后举行更多直接对话,有学生批指责袁木回避实质问题。当时也有学生质疑参与对话的学生代表并非由“普选”产生,不具备代表性而拒绝参与对话。
当天下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大代表王丹、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吾尔开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会,批评那对话像记者招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当晚一些学生就提出应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参加另一场对话。兰州亦有数千名学生游行,要求与省长对话,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劝说下结束游行。武汉也有类似的学生游行。
短暂的缓和
自4月30日起,学潮表面有所缓和,虽然9万北京大学生依然罢课,但约30%高校生已陆续复课。下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与北京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对话,话题包括学生关心的反贪问题,言谈间陈希同说自己是工人之子,每月工资仅数百元,不会参与贪污(然而六年后陈希同因为严重贪污而被开除党籍,后被判16年有期徒刑)[46]。
5月1日劳动节当天,政府与学生都在部署下一步行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和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在北京大学球场外召开记者会[47],再次提七点要求,包括正确评价胡耀邦;公正评价学生运动;惩处日前新华门殴打学生的人;反贪污、反腐败;并且尽快起草新的《新闻法》,支持香港报人徐四民回办报的要求;提高教育经费;由全国政协出组成专家论证小组,检讨政府政策失误等[48][49]。
学生同时宣读《告香港同胞书》,申明这是一场民主爱国运动,旨在加快政改、反腐败、倡自由、对政府提合理意见,籍著建立完善社会制度,可加快祖国统一。“我们希望香港各界有识之士,支持我们的行动,让我们团结起来,把斗争进行到底。”[48][49]
5月2日,上海学生为抗议《世界经济导报》整肃而游行,学生事前特别强调,游行口号必须排除反共口号。北京高自联则选出请愿代表,由王超华、王丹、郑旭光带领学生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信访部提交声明,提出要由普选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要求允许旁听、有电视直播,双方代表要有相同的时间发言,且保障学生代表的安全。当天,新华社罕见地刊载学生声明的全部内容[50]。
在声明中,学生特别提到:“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5月4日继续请愿的权利。”这份声明随即送呈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5月3日派出袁木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反击学生言论。袁木在会上批评学生要求像“最后通牒”,无法接受,并指学生代表已然犯法,政府必须追究。
袁木讲话内容包括:
一、政府与学生对话不能排除合法的学生组织;
二,对话不应有先决条件,批评学生不仅想与政府平起平坐,而且要超越于政府之上,表现了学生“幼稚的冲动”;
三,请愿书带有威胁性质,“从请愿书中看出确实背后有人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的动乱……是极少数人在背后制造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何东昌期后亦指,4月22日三名学生“在封建的习惯下”跪求总理接请愿书,“非常担心他们背后有人”。
袁木在会上只承诺,当5月4日出现大游行时,政府将平心静气待之,但袁木却说,对于“在背后埋得很深、出主意、很恶毒的人……我们不准备现在采取措施。”[51]袁木的答复引起一些学生不满,但情绪似没有四二六社论发表后高涨。有学生认为袁木强硬态度,可能是政府要动手的警号,亦有学生不满政府不承认自治联合会、把他们当成是“动乱之一小撮”,难以令人接受。
当天,高自联即日召集47所高校学生代表举行会议,决定明天是否去广场游行,在场41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同一时间,广东一家向海外发行的报章《亚太经济时报》在北京筹划一场新闻界研讨会,该会早在4月已安排好,原定反思五四运动的精神,刚好碰上学潮,会上议题集中在《世界经济导报》查封事件,席间各人争论应否加入游行,最后会议拟定发起新闻界联署要求与主管新闻的中央领导对话,同时媒体员工可自愿参与学生,在五四当天一起游行[49][52]。
五四运动纪
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回到北京,5月3日在中共举办的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赵紫阳发表五四讲话。该文章由鲍彤起草,经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审核,期间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等提出要在讲话中加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但赵紫阳认为目前气氛不宜加入该内容,事后赵紫阳亦因此讲话被指不听意见。
显示▼赵紫阳五四讲话撮要[53]
赵紫阳的讲话一方面强调稳定的重要性,同时亦强调学生的要求与共产党是一致,在学生之间颇获好评。
 
 
1919年五四运动天安门广场
5月4日在北京,五十一所高等院校的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发表了“五四”宣言,向公众宣布五日复课;并呼吁“同学们,同胞们,让我们在这富有象征意义的天安门下,再次为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制,为中国富强而共同探索,共同奋斗吧!”[54]。此时大多数人认为,赵紫阳返京后,事件应告一段落;同日,赵紫阳会见亚洲银行理事会的外宾时也说,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38]。
人民日报当天在头版报道指:“今天是五四运动70周年,北京20万青年以丰富多彩的内容来欢度 自己的节日。万名新团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文章亦报道了“首都40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并指游行组织者宣布“5月5日起首都高校全部复课”。
5月5日,80%北京高校学生已复课,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仍有一半学生罢课,有些学生认为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不改变就不应该复课,当晚北大和北师大“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
5月7日,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 者。当天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也首次报道了两名学生领袖:北大学生王丹和北师大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55]
绝食潮开始
此后一周,学生与政府陷入僵持,虽然不断有要求对话和稳定的呼声,却没有实质性进展。学生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定性问题,学生担心这种定性会为学业和就业带来极大影响,而且参与运动的学生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如果事件以此定性收场,即使中共不“秋后算帐”,各高校的党、团组织在之后将如何看待参加者也是未知数。
5月13日,由王丹、吾尔开希等人发动的绝食运动,将学潮推上高峰。当日,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对话,要求政府肯定学生行动是爱国运动、推翻《四二六社论》。他们向全国发出绝食书,引用了毛泽东“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等语录,笔调极富感情色彩。
显示▼“绝食书”全文如下[56]
显示▼“绝食宣言”全文如下[57]
 
 
天安门广场是1989年学生绝食静坐长达三周的地方
当绝食学生濒危的画面在电视上播出后,多间医院乃至军队医院自行组织抢救。北京市民、机关单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以至武装警察都加入声援、募捐、抢救,近20个城市学生游行向应,铁路部门默许学生和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
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斡旋,严家其、戴晴、包遵信等到广场宣读了《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并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58][59]凌晨2点半,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复课;下午16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再与30余所高校学生对话,亦未果。
5月15日,学生发动北京大游行,长安街交通瘫痪,地铁前门站封闭,游行口号开始针对赵紫阳、李鹏和当时教育部长何东昌,舆论逐渐同情学生。中央电视台每天转播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道。
当天,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室,阎明复、李铁映、尉健行等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对话,但政府拒绝公开直播问题,会面无限期中止。当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中午访问北京,由于广场上的学生仍在绝食,欢迎仪式临时移师首都机场举行,原定在北京市区的活动则取消。由于静坐绝食的学生和大量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原定戈尔巴乔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也只得取消。外国媒体猜测此事对于邓小平有根本性的影响,认为学生行动实际动摇了中国在共产主义盟友中的威信。
5月16日,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阎明复在学生前说:“改革需要你们进行下去……你们要爱护自己,等待正义的裁判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我请求你们,我可以和你们一起静坐,请求你们能够爱惜自己。”然而学生未有理会劝告。
当晚,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戈尔巴乔夫时,向记者说:
“邓小平同志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尽管在十三大根据他的请求,他退出了中央委员会,退出了政治局和常委会,但是我们全党都知道,我们离不开他,离不开他的智慧和经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一个正式的决定,虽然这个决定没有公布,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需要他掌舵。”
外界一直认为这番话触发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决裂。上述讲话发表后,北京学生开始打出针对邓小平的标语,例如“小平糊涂”、“老眼昏花少而无能”、“八十五岁,尚能饭否”等等,而参加游行的人之中,亦有人打起政府部门的旗号,外交部、邮电部、国家体委、中宣部、国家教委、国中央、中央党校、求是杂志等等单位,都有干部参加游行。
5月17日,严家其、包遵信等发表《五一七宣言》,中国当时所出现问题,是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又形容邓小平是“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并要求推翻“四二六社论”,结束老人政治,独裁者必须辞职。发动知识分子签名。[60]同日,冰心、艾青、夏衍、钱钟书、冯牧、沙汀等30多位作家也向中央紧急呼吁,要求中央与学生对话,同时肯定了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61]
赵紫阳探望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与大学生们见面。后右二为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温家宝在2003年成为国务院总理。
赵紫阳披露邓小平仍然为中共掌舵人后,邓小平成为外界抨击对象。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家中召开会议,李鹏等常委把矛头指向赵紫阳,认为局势难以控制是他一手造成,并强烈要求采取果断措施,终止学潮。之后邓小平提出要在北京戒严,并在五位常委分别表态后,正式确认了实行戒严的方案。[62]有说法[63]指赵紫阳当晚以“不能认同大多数常委意见”为由,提出辞去总书记一职。
5月18日清晨,赵紫阳、李鹏等人前往医院探望因绝食学生后,赵紫阳当即撰写辞职信,内容说“我对小平同志和常委会议作出的关于在北京实施戒严的方针,没有办法执行。我还是保留我原来的意见。为此,我请求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信件送交杨尚昆,杨尚昆把信件扣下,并劝赵紫阳顾全大局,收回请辞。[63]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会晤50分钟,双方态度强硬,不欢而散。
5月19日凌晨4时50分,赵紫阳突然前往天安门广场,含泪向学生道歉、劝学生撤退、并承诺政府不会秋后算账,赵紫阳说:“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说完,赵紫阳向在场同学鞠躬,同学们热烈鼓掌,并纷纷索取签名。这亦是赵紫阳下台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64]。
上午10时左右,李鹏、姚依林、乔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及几位军队负责人一同前往邓小平家中开会,会上邓小平提出戒严“要尽量减少损伤,但是要准备流点血”,并指出不能承诺“绝对不用杀伤性武器”,因为“那等于捆住自己的手足”。同时,邓小平在会上还提出要成立新的领导班子,李鹏继续当总理,并由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一职。[65]
颁布戒严令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
5月19日,晚上10时,由乔石主持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乔石在开场白中特别指出,“赵紫阳同志因为身体不适,向大会请假。”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电视上颁布《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军队开往天安门,学生紧急到各入城路口拦截军车。当夜从外地调进北京的部队,分乘卡车、装甲车和坦克,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等处向天安门广场方向前进,被市民和大学生阻拦[38]。该戒严令至1990年1月11日才解除。[66]
戒严令说[67]:
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李鹏,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总理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戒严令,由市长陈希同签发了实施戒严令的第一、第二、第三号令,列明北京市市区的戒严范围,期间禁止游行、请愿、罢课、罢工,同时禁止境外记者进入机关、团体、学校、工厂、矿场、企业、街道等单位采访,市内多处摆设交通路障。
法新社19日电,逾万北京市民当晚走上街头,阻止军队进城,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指“所有进入广场的主要路口都被老百姓封锁”“十九辆从西面开来的装满士兵的卡车被成千上万名企图说服军人们不要使用武力的人阻止住了”。北京地铁工人关了电闸,避免部队通过地铁开往天安门广场。有人更躺在马路上,阻止军车前进。
20日凌晨二时,学生领袖宣布有20万人参加绝食活动。在当天记者会上,王丹说:“昨晚,我们作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决定,即停止我们的绝食活动。但是,李鹏和杨尚昆说这次民主示威活动是‘动乱’,所以有二十万人将继续进行绝食。”一位北大语言教职员说,他之所以参加绝食,是“因为学生是对的,我们的政府错了。”
戒严期间,广场仍有逾十万民众聚集,记者仍然在采访。市郊虽有零星流血冲突,但军队接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冲突并不严重,也有不少民众向军人送水送粮、慰问军人,劝他们放下武器。一些士兵流泪,一些显得不知所措,事后盛传有军长级干部因拒绝执行戒严令而被撤职[68]。
5月21日,赵紫阳已然失势,北大自治会开会决定继续派学生阻挡军车进城外,并计划从广场撤离学生。同日,香港民众发起自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百万人大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并成立支联会发起筹款,数以百万的捐款送到支联会的户口。此时军方在北京派出直升机,在广场上空撒下李鹏讲话传单,引起学生鼓燥[69]。
百万人上街
5月23日,北京亦举行百万人大游行,不少机关、干部、文化人、科技界、工业界人士参入队伍,喊出李鹏下台的口号[69]。
26岁湖南浏阳市中学教师余志坚、22岁浏阳报社美术编辑喻东岳及26岁的汽车司机鲁德成,下午2时将颜料蛋砸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在场学生表明只要求改革政府弊端,无意推翻共产政权,把3人送交北京公安局,3人最后被判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分别判处无期、20年、16年徒刑,被押回原籍湖南,在衡阳监狱服刑。余志坚于2000年获释,2009年前往美国获政治庇护。2006年,喻东岳服刑16年9个月后获释,于2009年前往美国,获得政治庇护,但据报他因遭殴打而精神失常。鲁德成在1998年假释出狱,2004年往加拿大获政治庇护。[70]。
5月23日,晚上,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北高联)由广场迁回北大总部,以5:4票决定王有才任秘书长。会议决定扩建秘书处、,建立部委班子,并计划成立财务相关的委员会。
5月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布,自学生绝食请愿以来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医院共救治学生9158人次,留院观察8205人次,无一人死亡[69][71]
5月25日,广场上盛传赵紫阳被指控带领反党,同时胡启立、阎明复、鲍彤、温家宝、杜润生、安志文等七位高级党政干部,据说被点名指为“反党集团成员”,同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公开接见外国驻华大使,显示他仍然掌权。
当时身处美、加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的取态备受关注。他在多伦多时说:“学生、知识界和工人要求民主,反对腐败,是促使加快改革的爱国行动”[72],并称“要坚决保护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要坚定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69]正因为这一说法,外界当时期望他能以中国宪法上最高机关的代表,以法律推翻戒严令、恢复赵紫阳的职务,但万里提早结束对外访问,5月25日凌晨经上海返回,期后以身体不适为由,留在上海治疗,并没有回北京召开会议。
5月26日,新华社发放消息,中共元老陈云主持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议,出席者有薄一波、宋任穷、余秋里、刘澜涛、杨得志、萧克、陆定一、姬鹏飞、耿飙、黄镇、宋时轮等人,会议通过“老同志一致拥护中央决议”。其后徐向前、聂荣臻表示戒严部队不会对付学生;另一批元老彭真、李先念、王震等亦公开表态支持中央决定。李先念称,极少数人制造复杂局面,煽动学生反对共产党[69]。
香港人声援
5月27日,香港市民为支持八九民运,于在跑马地马场举行《民主歌声献中华》筹款活动,活动持续了长达12小时,共筹得1,200万港元,入场观众人数估计近百万;活动后,李卓人代表支联会把100万元港人捐款送到北京时被拘留,迫签悔过书,三日后才获释,而款项被北京当局全数没收。
5月28日,星期天,市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刚发布戒严令时的那种疑虑感,街道上秩序井然,大大小小商店又出现了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上午十时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首都高校的学生,从各自的校园出发,响应“全球华人大游行”。据统计,参加这次游行的高校超过三百所,人数最多时达五万人左右,沿途主要呼喊“解除戒严”、“罢免李鹏”、“召开人大”等口号[73]。
5月29日,当日,北高联实行常委轮值主席制度,北高联通过会议决议,由北高联常委杨涛、郑旭光等人从北高联财务部和北大自治会财务部领取特别费用成立特别纠察队,制作特别标志,由北高联秘书长王有才组建专门纠察队,设法在6月上旬组织一个全市学生游行,将学生撤离广场。专门纠察队主要是为了控制李录。
5月30日,早晨,“工自联”的广播称:诙会执委沈银汉被捕了。另一名叫白宗雄的执委,也被北京铁路公安分局抓走了。 广播还说“工自联”将于上午九时到北京市公安局交涉,要求释放沉、白等人[74]。
上午,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20余名师生集体创作高达七米的“民主之神”雕像被安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75]。十二时整,学生代表发表了“民主之神宣言”。
显示▼“民主之神宣言”(主要内容)[76]
接着,学生代表、艺术家和市民代表一起给“民主之神”像揭幕,并放了气球。 中央音乐学院等校的学生进行了现场演出,演唱了“血染的风采”、“欢乐颂”等歌曲,最后,广场上所有人士齐唱“国际歌”,齐呼口号”[77]。引起天安门管理处不满,指该位置历来是重大节日期间矗立孙中山巨幅画像的地方,学生做法损害国家尊严[69]。
6月1日,晚上,刘刚以及外高联的一些人来到北大,要求成立“全国高联”,因北高联、北大自治会大多数人的反对,未果。
 
 
5月30日至6月4日耸立于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与城楼上的毛泽东肖像对望,象征著民主与专制的较量。[78]
撤退与留守
当时学生已分为温和派和强硬路线,部分人主张撤守,一派主张留守。[79]在局势日趋紧张下,学生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突显。他们的分歧在于:谁负责做总指挥?谁管财务?接下来应采取什么抗争手段?更迫切问题是:究竟撤退,抑或留守?[79]在学生眼中,谁掌管握广播中心,就等于掌握了广场上的控制权[80]
在“撤退”和“留守”问题上,高校学生联会秘书长王有才认为静坐已不能取得成果,主张尽快先撤回学校,再谋行动,但柴玲等人则认为必须留守,并指控主张撤退的人为“投降派”。当全国各地的学生涌入北京时,不同派别的学生争相抢夺这批学生[81],而位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学生广播站,也成为占据的对象。学生领袖封从德(柴玲当时的丈夫,学联高级领导人之一)说:“大大小小的‘政变’,每天总得二、三次。”[79]在学生眼中,谁掌管握广播中心,就等于掌握了广场上的控制权[80]。就在三方僵持不下之际,香港演艺界5月27日举行《民主歌声献中华》音乐会,筹得逾千万元捐款,物资陆续运抵北京,为当时已现疲态的学运注入一支强心针。然而学生的矛盾并未平息。
6月1日是“六一儿童节”,少先队员无法按惯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主题队会和瞻仰纪念碑,但还是有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到广场来,他们在广场上受到学生们热情的欢迎。“学运之声”播出了给少年儿童的信,表示节日的祝愿,希望他们好好学习,为社会更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并解释说广场上的学生们正在为孩子们的明天在奋斗。今天,凡是带孩子的,就可以出入广场上所有地方,也能上纪念碑。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聚集在“民主之神”像前拍照留念,广场上的气氛显得轻松而愉快。
中午十二时,李禄、柴玲、封从德在纪念碑上召开新闻发布会,说“今天凌晨四时左右,发生了一起广场学生试图绑架‘绝食团总指挥’柴玲、封从德事件。”据了解,现在广场上的很多绝食学生对“绝食团指挥部”的擅作主张和财务混乱非常有意见,不少学生怀疑一些捐款被学生头头挪用或私自截留,绑架事件的发生即与此有关。
6月2日,被称为“天安门四君子”的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等主张撤离的知名人士宣布在天安门绝食72小时,吁学生和政府重新开展和平对话[69]。
显示▼《六‧二绝食宣言》(节录)[82]
刘晓波事后指,他们是为了劝退学生才加入绝食,希望令自己在学生之间拥有发言权,料不到这反而坚定了学生的决心;当面对学生高涨的掌声时,他们也觉得心情兴奋,把原先的理智抛诸脑后[80]。
六四清场 
清场令下达
6月3日,中共中央调集20万戒严部队,决定清场,从北京军区第24、第27、第28、第38、第63、第65等6个集团军,济南军区第20、第26、第54、第67等4个集团军,沈阳军区第39、第40、第64等3个集团军,南京军区第12集团军,以及空降兵第15军、炮兵第14师、卫戍第1师、卫戍第3师等。[83]当天下午4时,杨尚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等召开军政会议。当晚6时半开始,戒严部队透过广播器、电台、电视,例如中央电视台等等,发出一则通告:
一,三日晚九时起,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开始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首都公安干警配合;
二,关于天安门广场清场。戒严部队于四日凌晨一时抵达天安门广场,六时完成全部清场任务;
三,戒严部队一定要坚决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决不能耽误或拖延时间;
四,部队开进途中,任何人不得阻拦。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特别是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要向全市人民作不间断广播,发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同时,在天安门广场进行重点广播。
当天晚上,杨尚昆、李鹏、刘华清、李锡铭、陈希同、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罗干等在中南海坐镇指挥[84],并发出三段《紧急通告》。通告反复广播三十多小时,节录如下:
全体市民们: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85]。
……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86]。希望北京市的广大人民群众严守戒严令的规定,支持军队制止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行动[87]。
……戒严部队指挥部,绝不能置诸不理。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88][89][90]。
木樨地抗争
 
 
北京西城区木樨地是六四事件中死伤者最多的地方
6月3日傍晚,北京传出部队进城的消息后,天安门以西五公里外的木樨地聚集了数千学生、市民,[91]。有学生指这是军队进城的必经之路,要求民众阻截部队。晚九时许,三辆无轨电车被人推到木樨地桥上横著;有人将行道上的水泥砖砸成碎块,在街道两旁堆起水泥墙,还有人开卡车和三轮车运来砖石。行动由民众临时凑合,无人指挥。[92]。
不久后,戒严部队到达,并释放催泪弹,几十名戒严部队队员手持木棒,市民和学生以碎砖作反击,士兵立即排成一线,操向大桥,喊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并一边向市民开枪,响起密集枪声,有人中弹倒下。部队前进一段,人们就向后退一段,有民众大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杀人犯!”约十分钟后,戒严部队穿过木樨地桥,来到二十二号部长楼和二十七号楼之间的北京地铁木樨地站一带 [93]。
民众退到大街两侧的街心花园和楼房之间,以树丛、建筑物作掩护,继续喊口号狠斥部队,并投掷石头;戒严部队士兵推开电车、清除路障,并且开枪还击。有目击者事后忆述,哪里有人喊“法西斯”,哪里有人扔石头,部队马上用冲锋枪向那里扫射。约百名民众倒在血泊中,由其余民众将他们送入复兴医院[94]。十一时许,手握冲锋枪的士兵、装甲车、军用卡车列队向天安门方向驶去,期间有市民焚烧了3辆电车,以阻截后续部队。[95]。
在枪声中,复兴门外大街两旁大楼的居民探头出来痛骂,也有人扔东西,戒严部队开火还击,从木樨地到全国总工会约五百米路段,两旁建筑物布满大量弹痕。二十二号楼、二十四号楼两幢部长楼,共有三人被枪杀,其中包括住在22号楼8层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汝棼女婿尹敬,当他进厨房开灯时,被戒严部队的子弹击中头部死亡,葬于八宝山人民公墓2区17排12号 [96][97]。
根据香港电台《神州五十年》[98]综合所得,木樨地最少逾3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99]。官方并没有披露实际开枪时间和死伤人数,陈希同只说部队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90]。
此时的长安街被路灯照得一片通明,而四外的街道则沉在一片沉沉的黑夜之中。新华门前,站着近百名士兵,有市民怒斥,有的还扔小石,士兵们一言不发。期间有学生想将一名受伤的军人送入新华门内,士兵立即子弹上膛,大声喝止[100]。与此同时,第一辆装甲车以高速冲入天安门广场,有人向装甲车投掷气油弹。装甲车掉头再向西单方离去[101]。
6月4日凌晨以后,一辆装甲车在建国门高速撞向一辆军车,车上载满正在与军人谈话的群众,当场压死4人,其中3名是军人,但装甲车没有停下,不少人显得悲愤,一些军人甚至流泪。[102][103]
在天安门上,一些学生领袖仍喊著不能抵抗,但很多民众拿着刀跑来广场,有人激动说:“你们还喊什么不能抵抗?我们的兄弟姐妹都已经死了,你们不能这样喊!”[104]
进驻天安门
 
 
天安门广场鸟瞰图
6月4日凌晨零时1时许,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天安门广场[105][106],一名装甲车司机被学生带上一架巴士并关上门[107]。陈希同后来的报告指,6月4日凌晨以后,有几名暴徒在复兴门立交桥一带,开着抢来的装甲车,边行边开枪,但他没有表示是否同一部装甲车。
凌晨1时,据共青团北京市委《70天大事记》所记,天安门广场尚有学生、市民数万人。[108]1时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再次发出内容完全相同的《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109][110][111]
上万名的市民和极少部份学生,在听到《通告》后,开始离开广场。凌晨二时许,几十万人的广场,只剩下几千名学生和市民了。[112]同一时间,大批士兵驻守中国历史博物馆、前门箭楼以北及毛泽东纪念堂以南的广场上。人民大会堂之内亦有一比士兵候命。[113]
二时左右,十几名学生和市民提着汽油桶等,试图点燃停靠在金水桥的军用卡车,当场被戒严部队抓获。不久,建国门、东单方向传来密集枪声,许多示威者从广场东北角往人民英雄纪念碑跑。广场西北角的“工自联”指挥部也开始撤离。与此同时,在历史博物馆北门外站列待命的士兵,则手持棍棒和冲锋枪,冲向长安街,封锁了长安街以东的路段。[114]
当时身在广场的侯德健忆述,起初以为士兵只用橡胶子弹和木棒,有学生还给他套著棉大衣和塑胶头盔自卫;但到凌晨2时,两位医生和两位学生赶来告诉他们军队是开真子弹[115]。陈清华表示,他与李兰菊留在广场东面,目击一名死者,死者的弟弟是一名中学生,知道哥哥过身后冲出广场,说要跟军人拼命。[116]
凌晨2时20分,军队开进广场,施放催泪弹,部队从广场南面的前门向中央推进,沿途向高空发射照明弹,群众向天安门广场北面后退。[98]凌晨2时半,军队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将留守的学生围在中间,部队停下待命。[117]凌晨2时45分左右,上述的中学生被抬回广场急救,大腿动脉中枪,最后在广场上流血不止而死。其后李兰菊晕倒,北京学生将她和陈清华强行送到医院,发现医院到处都是死伤者。
四君子劝谕
 
 
人民英雄纪念碑夜景
3时左右,封从德表示,约3000至5000名学生围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109][118],此时正绝食的侯德健、刘晓波、周舵、高新决定劝学生离开,并在广播中说北京已在流血,足以唤醒人民,赞扬学生不畏死的精神。刘晓波等人发现有学生之前从军队抢来的枪支,要求立即砸毁枪械,并命令学生必须坚持非暴力原则,否则解放军就会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向学生开枪。[119]
根据戒严部队指挥部记录,3时45分左右,侯德健、刘晓波等人坐着救护车从纪念碑那边开过来,举著双手,要求谈判,部队派出一名团政委与他们接触。侯德健等人说,愿意带领广场上的学生撤出,要求解放军不要开枪,并让他们组织队伍撤离,团政委随即回来向领导汇报。
4时正,清场时间到。广场上全部关灯。戒严部队发出广播,内容说:“我们呼吁,全体市民和全体同学,不要再烧垃圾,不要再烧垃圾,不要再加强广场的混乱。”[120]
等候在马路边的侯德健等人拚命大叫:“我们是侯德健!”“我们是来谈判的!”“千万不要开枪!”不到3分钟,团政委回来告诉侯德健等人,政委说,“总部同意你们的请求。请你们立即带领学生撤离广场,往广场南口撤。时间很有限。我们不会开枪。”听完答复后,侯等四人立即赶回去。[121]
 
 
凌晨4时熄灯后,人民大会堂前的军人,及地上的燃烧物[122]
示威者撤离
在4时关灯时,广场上亦陷入恐慌。戒严部队指挥部同时播放“清场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这时,纪念碑上的学生,用被子、木棍、帆布等物点起了几堆篝火,人群一起高唱国际歌。[123]
根据封从德、侯德健忆述,当时学生正以“声音方式”投票,想撤的人喊撤退,想留的人喊留,两把声音旗鼓相当,但考虑到喊撤退的人可能不敢高声呼叫,学生领袖认为想撤退的人更多,宣布离开[124][125]。同学和市民、工人、市民纠察队、北京的同学撤到海淀区去,往中关村走。[126]
当时大批戒严军手持冲锋枪指向纪念碑。根据学生忆述,当时一批手持木棍、电棒的武警和军人冲上纪念碑的第二层、第三层,追打学生,不少学生被打至头破血流。学生于是被迫向下层逃走。同时,大批坦克车和装甲车由天安门冲向纪念碑, 将广场上数百个帐篷营幕撞毁辗平,民主女神像也在此时被辗毁[127]。
4时20分,广场再次开灯,戒严部队再次发出广播说:“同学们,戒严部队指挥部决定,现在清场。我们同意同学们的呼吁,请同学们立即撤离天安门广场。戒严部队指挥部,六月四日。”并且重复广播。[120]
 
 
方政, 2009年6月3日悼念六四事件廿周年
约凌晨4时45分,学生开始撤退。在学生纠察队手拉手的维护下,大批学生举着校旗唱着“国际歌”撤离,期间不时喊“血腥镇压!”“打倒法西斯!”“土匪!土匪!”“畜生!”。[128] 5时20分,天色已明,广场仍有约200名示威者不肯离去,坦克阵堵住了广场的通道。这批人不断高喊:“法西斯、法西斯!”“打倒法西斯!”的口号,戒严部队反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并向天开枪镇慑。约5时40分,清场过程基本结束。 [129]
4日清晨,群众又在木樨地重新设置路障,阻挡军车,有人怒骂士兵,有人向军车扔砖头。木樨地、北蜂窝、公主坟一带,很多市民都出来了,不少人围着军车诉说。军人木然地坐在卡车里头,毫无反应。10时半左右,有人点燃衣服,扔向一辆指挥车,随后更多市民加入,数十辆军车被燃,军官命令部队全部撤离。[130]。复兴医院门外聚集著一群人焦急询问亲人下落,医院外贴著一张死亡者的名单,列出42人;附近的铁路医院公布的死者名单有23人,邮电医院则有16名死者。[131]。直到下午四时,复兴医院停尸房向公众开放,约数百人去领尸,尸体满在停尸房内外,有的用白布盖著,有人在医院门外烧衣纸 [132]。
清晨时份,从广场撤退的学生沿途受到市民的欢呼。约6:15,一队学生从天安门转入长安街,到达六部口时﹐离党政中枢机关只有50米的地方﹐三辆坦克冲来,发射催泪弹,许多学生被碾,马路边有十一人死亡,多人受伤。[133]其中一名受害人方政,双腿被坦克压辗压,后被送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抢救。[134],2009年他在美国安装上智能假肢,呼吁寻找六四真相。[135]
清场后
舆论的震动
胡耀邦逝世时,正值戈尔巴乔夫访华,标志着中苏关系解冻,北京因此吸引了全球主要媒体进驻,却适逢期会,遇上全国学潮,并以卫星和电话直播事件,令这次学生运动比过去的天安门事件,更受到国际注目和同情。
随着事态发展,政府命令北京旅店停止转播CNN,并命令外国媒体关闭卫星传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资深新闻记者Dan Rather在现场新闻报道时,在政府官员监视下,被迫终止发信卫星信号。[136]六四清场后,警察也搜查记者的胶卷,以防照片流出。其中一名拍摄王维林阻档坦克前进的记者Jeff Widener指,当他在北京饭店5楼拍下该场面后,立刻把胶卷藏在马桶盖下。不久,警察进他房间搜索,没收了部分胶卷,他的胶卷则是由一名美国学生藏在内裤,偷运给美联社出版。[137]
除了境外媒体时,不少与中共有关的媒体对学生亦予以同情。6月4日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报《文汇报》在社论开天窗,写上“痛心疾首”四字。[138]
6月4日早上6时25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播音员陈元能当晚这样报道[139]: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140]
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吴晓镛。事情发生后,吴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141]
6月4日早上,《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亦一则题为“北京这一夜”的消息:
本报6月4日凌晨五时讯,解放军报6月4日社论说:自6月3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三日二十二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
到截稿为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142]
同天,《人民日报》的新闻选材,事后被中共批评为含沙射影。其中国际新闻选用韩国光州事件,标题为:“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屠杀镇压。”报道波兰局势时,标题为“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副题为“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关于中东局势,题目则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而第四版是社会和体育版则分别报道“法官却枉法,诬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长被判刑四年半”;“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一条关于残疾人运动会的报道,标题为:“不能被征服的人”。[143]事后《人民日报》总社长钱李仁和总编辑谭文瑞都被撤职,编辑吴学灿被判入狱四年。
此外,6月4日当日负责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主持的张宏民、杜宪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神态广播。此后不久,杜宪与另一名同情学生的主播薛飞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广播电影电视部一名副部长因“支持动乱”、带领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工作人员示威游行被撤职。
五日至九日
6月5日清晨,大量坦克驶入长安街,一名被称为王维林的人试图阻挡坦克车队,爬上坦克并与坦克乘员对话,他随后被其他市民接走[144]有目击者指上午9时多,闹市口中街有小学高年级生中枪。[145]
6月5日,北大自治会决定学运转入地下,并准备于6月25日在北海公园开会,但因形势急转直下,未果。同时,鉴于北京的严酷形势,谢健、王有才、蔡健等人委派马学理代表王有才去上海发展,看看学生运动的主力是否能转移到上海、广州等南方城市去。 [146]
6月5日,戒严部队先后发出两段《紧急通告》:
“凡在这场反革命暴乱中参加打砸抢烧杀等犯罪活动者,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和本单位领导坦白自首,争取从宽处理。”“凡持有戒严部队散落的枪支弹药者,必须将枪支弹药立即送交公安机关,不得隐匿或擅自处理。”
“不要听信和传播谣言,发现造谣者要立即向本单位和公安机关报告。”“遇有暴徒进行其他犯罪活动,要记下暴徒特征,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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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
后来戒严部队提供举报热线,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
6月6日《明报》头版报道“李鹏中枪”[148],指有年青武警军官于人民大会堂内射杀李鹏并身亡,后来被证实为误报。同版新闻还有“北京兵变,互相开火,四路大军围攻二十七军”、“死十万人也要再杀”、“盛传邓小平病逝”等等。后来张健波指出,当时很多信息是无法核实的,有些根本无从判断真假,而且很受当时的情绪牵动,不止是编辑室的,而是受整个社会的情绪牵动。[149]
6月6日下午,袁木在中南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其中张工指出“六月四日凌晨四时半至五时半,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也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150]
6月8日,柴玲逃亡后发出录音,指解放军向广场纪念碑开枪,并说坦克施放毒气、辗压撤退学生,有的“还在帐篷里酣睡的时候坦克已经把他们碾成了肉饼”,此说法事后被强烈质疑[151]柴玲最后指“以杨尚昆、李鹏、王震、薄一波为首的伪中央,灭亡的日子不远了,打倒法西斯!打倒军人统治!人民必胜!共和国,万岁![152]”。
六四镇压后,中共领导层沉默一星期,全国谣言满天飞,有说爆发内战、领导人身亡,全国仍有示威。[153]直至6月9日上午,邓小平在党政高层陪同下,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干部。邓要求各人起立为死难军人默哀,然后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次平息暴乱中,我们那么多同志负了伤,甚至牺牲了,武器也被抢去了,这是为什么?也是因为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处理这件事对我们军队是一次很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如果用坦克压过去,就会在全国造成是非不清。”“这里顺便说一下,以后再不能让人把武器夺去了。”“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154]}} [155]
通缉与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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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部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制止社会动乱的通告
• 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
• 北京市公安局搜捕“工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

6月12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通辑民运人士[156],清算由此开始。当天公安部通缉方励之、李淑娴;翌日通缉“高自联”21名骨干学生,其名单先后为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梁擎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炜及熊焱[157][158]。14日,通缉工自联的韩东方、贺力力、刘强等。
6月17日,8人被指放火抢劫被判死。[159]19日,工人领袖韩东方从河北省回京自首[160],他说可能是当局搞错了一些事情,所以主动回去投案自首。[161]22日,国家安全部指一批国民党特务插手学潮,缴获大量罪证。[162]24日,公安部亦通缉严家其、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163]。
香港适时发动黄雀行动,多年来营救约300名民运人士。他们主要经深圳蛇口、沙头角、南澳镇、惠东、汕尾等地抵达香港,黄雀行动成员再联络港府和各国使节安排接收。由于行动敏感,时任港督卫奕信派出副政治顾问柏圣文(Stephen Bradley),直接跟黄雀高层联络,并列作A级最高级别的机密。其中一次,有4名上尉至少校的军官身穿军服和手执冲锋枪,仓卒逃至香港,一天内即被送往英国。当时明爱捐出衣服,林巨成、蔡元云医生为民运人士义诊,香港电讯供应手机让他们拨打长途电话。1989年10月,黄雀行动成员黎沛成和李龙庆在湛江营救援王军涛和陈子明时被捕。1997年回归前,香港入境处抽调一组特别调查科成员处理仍未出国的个案,所有行动才正式结束[164][165]。
截止6月30日,上海有143人向公安自首,273人被捕,并声称“破获三个反革命集团和二起台湾国民党特务案”。上海“高自联”骨干分子、香港居民姚勇战(又名张才)在虹桥机场出境时被捕。黑龙江、吉林、辽宁拘捕612人;陕西、山西、内蒙、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亦1979人,其中贵州更宣称抓获流窜犯罪6035人,摧毁团伙222个。这些拘捕人士与“六四”并无必然关系,但因碰上严打严审的时期,量刑也被增加。相对来说,在大清算中,广东、海南以及广西处理较为宽松,对干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处理相对轻。。[163]。美国《维权网》更指出:各地法庭则依据共产党的政策“从重从快”判决了一批社会上的“动乱暴乱分子”,一些人遭到处决并在6月10日起陆续以新闻方式告之。直至2007年,仍有至少十三名北京市民在押。[166]
此外,根据《纪事》[167],北京自6月3日至6月30日,投案自首的人数达292人,数目远高于通缉名单的31人,亦收缴了224支枪支,37495发子弹。6月30日陈希同发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90],指出受毁军车有1000多辆,装甲车60多辆,警车30多辆,公共汽车120多辆,其他机动车70多辆。官方影片甚至可以看到被烧毁的车辆排满街道[168]。
其王丹于7月在北京被捕,1993年2月获释,1995年5月再次被捕,1998年4月19日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提前获释,流亡美国。[169]王有才8月19日在温州被捕,判刑四年,1991年11月提前获假释,但1998年因组建中国民主党而被判11年,2004年以“保外就医”名义流亡美国。[170]
新领导集体
在连串清算中,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亦正式确立。6月16日,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在邓小平家中开会,邓小平宣布建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171]中共中央亦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正式免去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等人职务,同时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72]
李鹏同时主持赵紫阳批判会议,遭赵紫阳逐一驳斥[173]。虽然赵紫阳此后不能再露面,但这次政治遗言仍确立他在民主运动中的地位[174][175]。6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以红色大字发行,标题为“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会”,副标题长达172字:“审议通过李鹏代表政治局提出 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 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 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记处书记 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和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 免去胡启立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职务 免去芮杏文,阎明复的书记处书记职务 全会之前 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 为四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准备”。[172]
六四死难者
关于死伤情况,各方报告相当悬殊,一般均认为死伤多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以外。许多受难者死于国际禁用、俗称“炸子”的达姆弹。北京军医蒋彦永大夫证实当时军队在屠城时大量使用达姆弹。[176]
 
 
丁子霖,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
天安门母亲共纪录了186人死亡[177],有传袁木称六四没有死一个人只是误解。[178],《天安门文件》称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报告有2600人死,但在政府压力下撤回报告;新华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出版的《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指死亡人数为727人,其中学生和群众死亡713人,军队死亡14人;鲍朴出版的《李鹏六四日记》则以北京卫生和公安等部门资料指,共313人死,当中有23名官兵。《世界日报》(2008年6月4日)引述杨尚昆指死者超过600人。[179]
柴玲出逃后曾发表录音说:“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但是在广场最外层的工人自治会的人,他们统统都死了,他们最少有二、三十个人。听说在同学们打算撤离的时候,这些坦克、这些装甲车把帐蓬,洒了汽油,还有同学们的尸体,统统都焚烧了。往后就用清水去洒地,广场就不留一点痕迹。[180]”。
直至1995年10月,广场四君子之一的侯德健的访问首次播出[181],他说当天留守至6时半,没看见有人死在广场。“很多人说广场上曾经有两千人被打死或者是几百人被打死,在广场上有坦克辗压学生、撒退的人群等等,那么我必须强调这些事情我没有看见,那么我不知道别人在哪里看见,我是六点半还在广场上,我一点都没有看见,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需要用谎言去打击那些说谎的敌人?难道事实还不够有力吗?那么,如果我们真的需要用谎言去打击说谎的敌人,那只不过是满足了我们一时泄恨、发泄的需要而已,那么,这个事情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也许你的谎言会先被揭穿,那么之后的话你再也没有力气去打击你的敌人了。”根据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官方录像片段,经侯德健劝吁下,学生最后完全撤出广场[182]。
唯一肯定是,所有学生领袖及知名人士全部生还[183],死者中亦不包括当时采访的境外记者及从海外到场声援的学生。[184][185]
时任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称,自6月1日起,“戒严部队战士”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又指示威者用铁棍、铁链、菜刀、燃烧瓶、喷火器攻击破坏[90],长安街有军车司机被打死;西单首都电影院附近一名军人被打死,尸体挂在焚烧中的公共汽车。崇文门过街天桥上,一名士兵被人从桥上扔下,被浇上汽油烧死,一名士兵的尸体被悬挂于阜成门立交桥的栏杆上;翠微路口,军车被人投掷燃烧物,6名军人烧死。[186]一名市民因对外国记者讲述六四事件军队杀人,片段被政府在卫星上截取,在中央电视台发动群众检举,该人最终被判十年徒刑。[187]中国曾公布的军人死者名单包括刘国庚、崔国政、李国瑞、马国选、王锦伟、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楝国、王小兵、徐如军、臧立杰等人[188],他们死后获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共和国卫士”称号。2006年,在四川死亡的周国聪,其母获政府发放“困难补助”。[189]
至于差异最大之处,是关于天安门广场内外的死伤情形。中国政府称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190] 1989年6月8日柴玲的录音讲话提到:“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6月29日吾尔开希亦指天安门广场有数以千计同学死亡,他的朋友亲眼看见军人在广场上燃烧尸体。[191][192]但侯德建强调他当时在广场上,却没看见广场上屠杀情况,他说“如果我们真的需要用谎言去打击说谎的敌人……也许你的谎言会先被揭穿,那么之后的话你再也没有力气去打击你的敌人了”[193]。然而,天安门母亲的确认名单中,有2名学生分别在广场中心的国旗杆和毛泽东纪念堂附近被射杀。[194]
此外,2009年5月25日香港电台铿锵集拍摄郝致京、袁力、段昌隆和王卫萍四名死者的墓地,其中郝致京之墓刻了“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袁力之墓写着“故于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段昌隆之墓刻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遇难”,王卫萍之墓刻了“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遇难身亡”;该墓园地段特别安装了闭路电视。
各方死伤报告
来源 公报年份 发布人 内容
《六四受难者名册》 1994年 天安门母亲
确认的共186名,名单包括42名大学生、15名硕士博士等研究生、8名中学生。其中4人于六部口被坦克压死;2名学生在广场上被射杀,当中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在广场中心的国旗杆下被射杀;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研究生戴金平在毛泽东纪念堂附近被杀,名单亦有一名匿名的新华社记者。[195][196][197][198]

《天安门文件》及《中国六四真相》 2001年1月 张良
中国红十字会曾报告称有2600人死亡但数字在政府压力下迅速撤回[199]

《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 2009年5月20日 张万舒(时任新华社国内新闻部主任) 引述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话,此事件死亡人数727人,学生和群众死亡713人,军队死亡14人。张万舒根据史料和官方媒体,记录1989年4月14日至6月10日的情况。[200]

《李鹏六四日记》
2010年 鲍朴
引述北京卫生和公安等部门,死亡313人,其中42名是大学生,官兵23人,但天安门广场上则没有人死亡。。[201]

《死亡调查》 1992年 卜正民
据各方统计,北京13家医院的死者共479人。[202]

反应
六四事件后西方各国一致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且外交上不排除和中国决裂,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复交,联合国并考虑将中共除名,恢复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席位。但持续不到一年,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现实情况,在与中国政府达成妥协的情况下,1990年,部分国家陆续恢复了和中国的接触和正常经贸关系,1989年以前的进行的军事合作则被全面中止。 [203]
六四事件发生的消息传到欧洲,波兰反对派团结工会在同一日大选之中获胜,标志着东欧剧变的开始。[204]
中国各地
学运除了在北京爆发外,当时全国各地不少示威,各地方政府态度不一,有打击、有支持、也有沉默。当时中国媒体报道非常热烈,不少媒体予以支持,人民日报、新华社等记者甚至加入游行,一些报纸因而被查封。随着六四武力清场,各地学运戛然而止。
以上海为例,自6月4日清晨起,复旦、同济、交大和华东师大等学生上街游行,并在全市42个地段设路障拦截军车,市政府在电视电台警告学生不要以为政府软弱可欺。翌日,3万多名学生上街堵塞122个交通道口,市区交通全部中断,郊区企业不足三分之一人上班。[205]
这段期间,上海市政府与学生反复地设路障、清路障,[206]其中,6月6日晚上有六人在上海光新路道口拦截火车时被撞死,现场聚集3万民众,由于那几天民众拦截火车,意欲拦下火车乘坐去北京实质支援反抗北京学潮被武力镇压,光新路道口是京沪铁路的必经道口,事件发生前那几天都没有火车通过光新路道口,政府在现场派遣大量公安、消防干警和武警维持秩序,并另有极多便衣混迹于民众中,撞人火车司机被民众指称明知道口有大量民众拦截,却完全不作减速通过恶意撞死拦截火车民众,火车停下后该火车司机被隐藏在民众中的便衣警察快速护送离开,进而发生有基于激愤民众爬上火车,与公安对峙要求交出杀人凶手,后用打火机焚烧火车部分车厢事件,被烧火车完全是一列空车。[207]7日,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工业大学等校有学生在学校礼堂、教学楼设置灵堂,上海传出戒严消息。[205]
上海用电量由6月3日的6653万度电降至6月7日的6128万度,二轻、冶金、纺织、仪表、船舶、航空、电气等行业的997企业的职工缺勤迟到率为34.38%,12家企业全部停产,23家部分停工。6月8日,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发表电视讲话,强调“上海不能乱”,并澄清决不在上海戒严,他说:“很多同志要求我们动用武装警察,甚至动用军队。我作为市长,在此郑重声明: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用军队,从来没有打算实行‘军管’或‘戒严’,提出‘稳定上海、稳定大局,坚持生产、保障生活’。”直至9日,上海一方面发动工人清除路障,同时6000名学生在人民广场举行追悼会,参加者臂戴黑纱,抬着花圈,举著校旗,有秩序地进入广场,广场不断播出“北京惨案真相”,但随着公安部门大举缉捕学生,各地示威陆续终止。[205]
• 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在胡耀邦死后第四天(4月19日)召开编务会,认为悼词应该带有实质性的东西而不是一般的哀悼。4月20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得知《世界经济导报》将开辟专栏悼念胡耀邦,宣传部长陈至立随即告知江泽民。由于内容敏感,曾庆红与钦本立讨论第439期《导报》清样问题时,要钦本立删节五百字,主要是严家其、戴晴等人的发言。当江泽民和汪道涵硬压软劝要钦本立同意删节时,却发现十几万份报纸都已印好,400份已批发给报摊,还有大批报纸已送往北京,最后虽然追回两万份,但已经造成影响。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江泽民召开市委书记紧急会议,同日在有一万四千名党员参加的大型集会上,江泽民宣布停止钦本立的领导职务,整顿《导报》。4月27日,江泽民派刘吉、陈至立负责的“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进驻《导报》,上海有很多学生参加了罢课。
• 南京大批高校学生到市中心鼓楼广场、新街口广场游行。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在6月2号在全校大会上,发表公开信,声援北京学生。该校学生也去鼓楼广场参加了游行。同时,有些高校生曾到主要路口阻拦交通,公共汽车服务一度中断。[205]
• 成都于6月4日清晨,武警在天府广场清场,驱赶静坐学生,有人死伤。整个白天,大批军警与数万市民在市中心对峙,发生暴力冲突。市民向军警扔石,军警释放催泪弹,并多次开枪示警。当时人民日报指,军警入夜撤离后,有人打砸店铺,抢劫人民商场及纵火,木结构的商场老建筑被焚毁,还波及附近民居,邻近的人民电影院也被焚毁;前往救火的消防队被袭击,消防车被烧毁。[205][208]
• 西安发生焚烧汽车等情况。[205]
• 长沙发生打砸抢事件。黄兴路一带的很多私营商户被哄抢一空。[205]
• 广州连日和平示威,直至接到北京镇压的消息,演变为骚乱。政府出动军警镇压游行民众,并发生大规模冲突,民间协助大批民运参与者从水路外逃。[205]
华人地区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
支援民主运动措施
•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于6月4日当晚发表声明:“中共所采取毫无人性的做法,必将受到历史的裁判,为抗议中共以武力镇压民主运动,登辉要以最沉痛的心情,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和人民,呼吁全世界所有爱好自由,重视人权的国家与人士,对中共暴行给予最严厉的谴责。”对中国同胞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援,并与中共作彻底的决裂。国防部于当日下令“停休返防,全体国军官兵迅速进入备战部署。”
台湾民间也有游行,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在六四前夕,台湾歌星们因此而创作了一个歌曲:历史的伤口。行政院作为支援民主运动的特别措施,公布了四项措施,其中有:向放弃中国护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在外国的留学生和学者发放中华民国护照;向这些留学生和学者提供学费和生活补助。
•  英属香港:
1989年5月21日,亲共的文汇报在北京宣布戒严的第2日,以开天窗形式发表社论,刊登了“痛心疾首”的四字,对香港社会产生巨大冲击。《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于事件后移民美国,退出中国共产党。他坚决反对中共镇压六四事件,并多次演讲,投入写作的战斗生涯。金尧如先生于2004年1月18日在加州病逝时,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等人发表唁电指出,他是因为六四事件天安门镇压而脱离中共阵营的。
大批香港人参与多场大游行,并且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晚会。1989年5月27号,香港演艺界在跑马地马场举行民主歌声献中华集会,30万人参加,发动募捐。当镇压发生后,5日清晨,中国银行出现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挤提,一日内被提走50亿港元;支联会原订8日举行全港罢工、罢课、罢市,但6日当晚有人在旺角闹市出现混乱,教育署宣布7日全港学校停课一天,同时行政局照会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取消“三罢”活动。港督卫奕信爵士形容流血事件是惨剧,感到震惊及悲哀。他同时认为,这个悲伤的时刻值得香港人反省。
•  澳门:
澳门总督文礼治发表声明:“这刻我认为适宜发表的谈话是:使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群众是不可以接受的”。6月5日,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及属下银行出现首次挤提,当天被提走3.3亿港元。
•  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对中国事态表达了谴责谓:在这次事件里,应该珍惜所有知识份子的生命。另外,自翌日起,数以千计的新加坡人纷纷到中国银行挤兑。
国际组织
•  联合国:6月5日,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指事件令人“极为沮丧”,虽然联合国宪章规定不应干涉各国司法权范围内的事务,但他非常希望北京能保持最大克制。
•  世界银行:6月12日,世界银行原定于13日讨论向北京提供2.3亿美元的新贷款,但因应局势而延期讨论。
亚洲国家
•  韩国:5日,外务部表示“事件表示关注”,并希望“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而能和平解决”。
•  日本:5日,首相宇野宗佑在首相官邸说:“我对戒严部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进行武力镇压造成重大伤亡一事不胜忧虑。期望局势能平稳下来。”同日,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发表谴责声明,并从六日起,日本三和银行、大和银行、住友银行、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松下电器公司、西武百货、三越公司等驻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办事处人员被指示回国,当天共1163人回国。6日,日本银行协会联合会宣布冻结给中国的两笔贷款,数额为1.45亿美元。7日,日本首相宇野指政府不能把枪口对准国民,并召见中国大使,转达政府的严厉见解。下午,外务省指“中国政府行为从人道上来说是不能允许的。”同日,中国戒严部队因向外交人员公寓开枪,3名日本使馆人员住宅遭枪击,外务省提出强烈抗议,当天有1774日人离京,同日官房长建议在北京的日本人避难,并实施两项政策:“一、通过红十字会提供药品等紧急援助;二、延长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签证”。8日,通产省宣布把中国划为“特殊国家”,每宗货物均需要取得批准方能出口。20日,日本政府宣布冻结向中国提供的57亿美元贷款,这个行动“等于暂停对中国的一切援助”。
•  越南:8日,政府外交部发言人澄清,西方电台报道河内支持中国政府的行动“纯属捏造”。“这是中国的内政。发生这场流血事件是令人遗憾的。我们希望中国的局势正常。”
•  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声明:“对中国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不考虑任何看法。”但他又说:“如果中国采取强硬路线的领导人居支配地位,就有可能使解决柬埔寨冲突的速度缓慢下来”。8日,泰国派专机撤回北京85名泰国公民,驻中国大使馆只留10名官员。
•  马来西亚:8日,首相马哈迪说:“我们无意干涉他们的内政。但是,我们对造成许多人死亡,尤其是造成许多青年死亡的战斗表示遗憾。”
•  巴基斯坦:联合国举行制裁中国决议的大会上,巴国驻联合国代表:“巴基斯坦国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主张,坚决反对联合国公开干预成员国内政,特别是干涉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事务”。巴基斯坦是当时仅有的支持中国政府的2个国家的其中一个。
•  印度尼西亚:8日,印尼政治及安全事务部长苏多莫说:“尽管最近北京发生了政治动乱,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关于关系正常化的会谈将继续下去”。
•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说:“我国对中国的政策依然如故。菲律宾驻北京大使馆仍照常工作。我们下达的指示是,确保我国在那里的公民安全并密切监视那里的事态发展。”
西方国家
•  美国:6月5日上午,乔治•布什总统宣布暂停向中国出售武器、暂停两国军事互访、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延期逗留申请、通过红十字会向中国伤者提供医疗援助、并检讨双边关系的其他事宜。中午,布什在白宫会见四名中国留美学生40分钟。5日,众议院以406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谴责北京镇压事件,支持总统采取行动断绝同中国军事合作”;6日,参议院以100票赞成,0票反对,要求总统制裁中国,当中包括要求美国之音增设华语节目。同日,国务院宣布所有中国国民在签证到期后可留在美国。7日,因应戒严部队向外交人员公寓开枪,美国大使馆下令外交人员撤离,125人离开中国。8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说无法断定中国由谁人掌权,呼吁美国公民离开中国。同日,纽约市长郭德华宣布中止同北京的姊妹城市的关系,并建议纽约市第42街和第12大街的交叉路口命名为“天安门广场”。20日,白宫宣布美国政府要求国际金融机构推迟向中国提供新贷。1989年六四事件后,美国政府发放给1989年6月4日到1990年4月11日之间在美停留过的所有中国公民的绿卡,亦称为“六四血卡”。美国国会为此特别通过了《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
•  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6月5日欧洲共同体执行委员会:“对于痛受折磨的北京人民遭到镇压表示遗憾”,并指要是中国改革夭折,中欧合作可能永久性受影响,并取消预定6月6日举行的中国联合委员会的高级磋商会议。6日,共同体12个成员国发表公报,强烈谴责武力镇压,对“悲剧极度震惊”,指“严重的动乱仍在继续”,呼吁“中国停止以武力对付北京和全国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立即寻求和平解决办法”,宣布中断中国与共同体的贸易。27日,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通过制裁中国,措施包括:
1. 在适当的国际机构内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要求独立观察员能参加审判和探望犯人;
2. 停止成员国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和实行武器禁运;
3. 中断双边部长级和高层接触;
4. 推迟共同体与中国的新合作计划;
5. 文化、科学和技术合作计划仅限于在有利改善目前状况的行动;
6. 成员国延长中国学生的签证;
7. 推迟批出新贷款。
•  加拿大:4日,加拿大政府表示对事件感到震惊,敦促北京停止“愚蠢的屠杀”。外交部长克拉克说:“中国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和野蛮地使用武力……我们对这种愚蠢的暴力行为和悲惨的死亡表示强烈震惊……我们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军队的野蛮屠杀。”
•  英国:5日下午,英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召见中国驻英临时代办宋明江“对北京流血事件极为震惊。”并决定“取消中国司法部长蔡诚对英国的访问”、“取消英国农业大臣约翰•麦格雷戈对中国的访问。”6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下议院说:“这场流血表明,共产主义总是随时准备以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头脑单纯的人,……显然,(英国)不可能继续与中国保持正常来往”,并指看不出如何能与中国政府就香港前途进行接触。镜报集团于7日起停止在欧洲出版中国官方英文版报纸《中国日报》。
•  法国:6日,法国总理米歇尔•罗卡尔宣布冻结法中两国的各级关系,总统、总理及政府官员与中国领导人将不再有任何接触。7日,外交部宣布把驻中国的外交员减至最低限度,并指法中军事合作亦会中止。
•  西德:5日,联邦总统魏茨泽克说:“我不仅对动用武力表示最深切的遗憾,而且希望中国重新采取符合其人道传统的方法。”联邦外交部宣布西德与中国中终高层领导会晤,并已经与美、英、法协调一致的反应。联邦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再使用任何暴力,通过对话解决危机。8日,德中经济委员会秋季会议取消。
•  比利时:取消了预定6日两名国务部长与中国经贸部长郑拓彬的部长级会谈。
 
 
矗立在西班牙圣罗克公园一角的一座纪念和重现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雕像(Jose Antonio Elvira作品),由阿维拉国际特赦组织捐赠
•   西班牙:5日,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对事件“极担心”,“希望中国能够使其民主化进程达到终点。”6日晚外交部宣布冻结西中两国的高层接触。
•  奥地利:5日,总统瓦尔德海姆、总理弗拉尼茨基、外交部长莫克等相继发表谈话,“对北京事件极为震惊,要求中国领导人立即停止动用军队,和平解决事态”。外交部当日召见中国驻奥大使,让大使转交奥政府抗议,并取消欢迎正在奥国访问的中国司法部长蔡诚的活动,关闭奥钢联和爱林等公司驻北京代表处。
•  希腊:5日,希腊外交部发表声明:“对暴力冲突和造成的伤亡深表遗憾,希望中国的事件将不会导致民主进程走向绝境。”执政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最大的反对党希腊新民主党、希腊共产党、希腊左翼党、希腊民主党都于同日发表谴责声明,3000多名希腊人到雅典中国使馆抗议。
•  芬兰:5日芬兰外长佩尔蒂•帕西奥指“中国如此使用暴力令人无法理解”。“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向群众动用装甲车,人民的军队绝不是向人民群众开枪”。同日,芬兰共产党主席阿尔莫•瓦尔斯特发声明谴责屠城。
•  荷兰:6日,荷兰外交部宣布冻结荷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6日晚,荷兰外交部宣布,荷兰王国已决定中断它同中国的高层接触。
•  葡萄牙:5日,政府声明指:“对北京发生的惨剧极度悲伤,坚决反对向手无寸铁的平民使用暴力”。7日,葡萄牙总理阿尼巴尔•席尔瓦说:“我们对中国局势表示忧虑,决定派一名部长前往澳门安慰这块将于1999年归还中国领土上的居民。”
•  丹麦:7日,丹麦政府取消对向中国发放十亿丹麦克朗(约计1.5亿美元)的出口贷款及援款。丹麦议会外委会主席埃尔姆奎斯特说:“暴行必须停止。只有该国出现另一种政治气候时,援助才能恢复”。
•  瑞典:5日取消国防大臣卡尔松到北京的访问,取消前任中国国家主席、时任政协主席李先念对瑞典的访问。8日,瑞典外交部冻结对中国的援助。
•  瑞士:5日,瑞士联邦政府就北京事件向中国驻伯尔尼大使馆递交了一份照会,“呼吁采取克制和尊重人权,希望以对话替代武力手段”。
•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电视演说中为死难者落泪,并取消访问中国的计划。
•  新西兰:6日下午,总理朗伊宣布:“内阁己决定请外交部长马歇尔召见中国驻新大使倪正建,告诉他新西兰政府对北京流血事件感到憎恶”,取消警察部长原定20日到中国的访问,并宣布暂停新西兰政府部长和中国政府代表之间的接触,呼吁国民不要去中国旅游。
•  巴西:5日政府声明指“对这个友好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带来的动荡感到痛心。”这一声明打破了巴西不评论其它国内部事务的惯例。
东方阵营
参见:东欧剧变
•  苏联: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中国事件声明”:“不管情绪有时是多么激烈,重要的是要耐心地寻找由社会团结目标所确定的相应的政治解决办法”,“中国目前发生的事件是该国的内政。其他方因施加压力的任何尝试都是不合适的。这种尝试只会激化情绪,而无论如何也不会促进局势的安定”,“我们衷心希望友好的中国人民能够尽快翻过自己历史上这悲惨的一页”。9日,苏联政府发言人格拉西莫夫说:“没有预料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极为惊愕。”“自从上周末北京发生暴力事件以来,就无法和中国首都进行电话联系”。1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说:“我们都对中国的事感到十分不安。我们都在为这个伟大国家的深刻改革和改造的进程是否会中断而感到担心”,并指六四事件为国际局势改善带来负面影响。
•   东德:东德领导人、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指:“武力镇压反革命人士是对的。”
•  南斯拉夫:6日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声明指:“对所发生的悲惨事件和无辜的人员牺牲表示遗憾”,并忧虑中国经济政治改革被终止,“希望中国通过政治努力和公开对话消除危机,并同所有民主的进步力量一起保证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继续下去。”8日,南斯拉夫外交部长布迪米•隆查尔指“经济开放及其后果之间的冲突已经影响中国社会政治趋势,它们没有受到所有人同等程度的珍视”,“无论哪种发展思想在中国占上风,中国的事态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其国际关系,这个国家正面临着艰难的日子”。
•  匈牙利:5日,政府国务部长波日高伊•伊姆雷和外交部长霍尔恩•久洛指“北京事件非常令人遗憾,也向我们提出一个严重警告,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任何一个政权都不能使用这种手段,去巩固保守统治地位和独裁统治。”匈牙利政府指“这一悲剧证明,在改革过程中,行使权力的政治家的忍让精神和为民族命运负责精神是多么重要,政府为建立保证基本人权的法律是多么必要。”7日,匈牙利政府指“用武器和暴力”毫无意义和不能解决问题,“尊重基本人权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事业和国际义务,任何国家都不能它看成是绝对的内政”。当日下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格罗斯发表声明,“一、我们强烈谴责暴力和兄弟之间的战争。这种方式同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二、我真诚地希望,理智将占上风,并尽快回到和平建设的道路上。”
 
 
在波兰弗罗茨瓦夫市的一象征这场人民抗议事件的象征性雕塑——被坦克压扁的自行车和坦克行进痕迹
•  波兰:6日,波兰政府发言人:“波兰社会和当局以深切关注的心情得悉在北京发生的悲剧性事件。我们对死伤者的家属表示最真挚的慰问。”“我们相信,中国人将跟过去一样不诉诸武力……理智和现实主义将占上风,中国的改革进程和它的国际地位将不遭到削弱。”波兰传媒连日来以显著篇幅报道北京局势。13日,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说:“中国是幅员辽阔而神秘的国家。我只能对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关于军事管制,“只有当国家的基础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才有理由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后来,波兰团结工会确保了政权后,发行了一系列纪念天安门事件的邮票。[209]
影响
事件定性
中国政府对事件的评价从“动乱”演变成“暴乱”,随后又降为“风波”。其中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称为“社会动乱”;六四戒严指挥部清场时称为“反革命暴乱”;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称为“严重的政治风波”,后统一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十余年来党政领导人几次公开面对海外媒体对“六四”平反问题的质询,但并未正面评价当时的措施。
事件被中国政府刻意淡化,至今仍严格限制有关六四的议论,对死难者家属的私人悼念活动也进行干预,每年6月4日前后天安门广场亦会加派警力。[210]。2005年赵紫阳逝世时,官方新闻稿也没有触及“六四”二字,只说赵犯了政治过失。至今六四事件仍是中国的政治禁忌。
在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纸《人民日报》的官方网站人民网也有对“1989年政治风波”的简要描述。[211] 另外,在中国各高校必修[212]的政治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一书中,对于此次事件也有较为简略的叙述[213]。
2009年5月19日,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问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看法时,发言人马朝旭措辞谨慎地说:“关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中国发生的那场风波和所有有关问题,我们党和政府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事实证明,我们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声。”[214]香港立法会议员大胆的批评政府的官方说法,指她“有钱便可杀人”。[来源请求]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是民间不满官方对六四事件的评价而作出的要求。自事件发生以后,此呼声一直存在,周年时尤甚明显。而于2002年6月,当时为台北市长的马英九曾谓六四不平反,则没条件谈两岸统一;文化局长龙应台则表示,六四不只影响中国的命运,还有世界秩序的重建。[215]至于要求中共平反八九民运的组织——“天安门母亲”就要求中共彻查事件真相、正面评价八九民运、释放被囚民运人士、就事件负上责任、向公众道歉、向死者家属及伤者赔偿等。[216]
经济改革
1989年中国已实施门户开放政策满十年,外界关注六四后中国会否收紧经改步伐,当时李鹏主张把每年增长压缩在6%,32名资深党员更建议取消所有经济特区,但邓小平指:“意识形态取代不了米。”1992年邓小平到深圳、广东、珠海及长江三角州一带“南巡”,表明继续维持改革的方向,并说:“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
南巡促进了国内的改革进程和社会发展,当年GDP增长即达到了最高的12.8%,并且从此一直保持了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他亦把胡耀邦和赵紫阳下台的原因,归究在“政治犯错”,而非他们加速经济成长的方法。迄今为止,中国大致保持经济开放、政治保守的格局。
意识形态
在加速经改的同时,邓小平开始调整中国的意识形态,扭转倾倒西方民主的思潮。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自此“走向富裕”成为六四后最显著的思潮,“发展是硬道理”成为压倒一切的方针。
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亦得到政府的支持。1993年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期望在这个具象征意义的年份展现新中国的气象,加强国人的自豪感,随着北京败于悉尼,中国政府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转化成对他国的控诉。[来源请求]美、日等国政府一直声称中国鼓吹民间的反美、反日情绪,让国内不满情绪透过民族主义宣泄;中国一直否认有关指控,但在六四后,民间于千禧年前后出现的最大游行,分别针对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以及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等国际议题。
原先使用的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完全没有描述六四。北京学者陈子明翻阅了自己儿子的高中历史课本,发现这段历史已经消失了:“从82年的立宪,又讲了84年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再下来就一下跳到1998年的村民村委会组织法。”有人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完全违背了司马迁所开创的修史传统。六四死难者的家属丁子霖认为,“教育家和历史学家这样描述记录历史,误导下一代,无疑是一种犯罪。无论搞教育的人来说,还是搞历史的,从事历史专业的人来说,真的,这都是一种犯罪。日本人杀害了很多中国人,应忏悔。但是我们自己对自己同胞的残害,北京大屠杀,六四大屠杀,又是20年一贯制地掩盖真相。这是犯罪,政客在犯罪,这么多搞教育的人,搞历史的人,为了同当局保持一致,太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是对历史的一种犯罪。”[217]
现行的中国一些修订后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文字中简要提到了六四,没有进行详细的描述,“1989年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有人对改革开放存有疑问,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信心不足,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218]。在实际教学中,历史教师对此会进行讲解和补充,但程度不一。
政治演变
民主运动,反腐败,反官倒的运动被镇压,共产党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做出改正。六四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对“七项原则”,其中包括根除腐败以及党内裙带关系,随后2年实行不同条例以限制官员们范围广泛的特权:新年宴会降格为茶话会;旅行受到限制,不许在风景胜地召开会议(其后有关建议于9月生效);禁止公车私用,购买昂贵的进口轿车;削减年终奖金和发放物品等。尽管这些措施有一定成效,但有看法认为这类措施因为是共产党自己设定,自己监督,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公正。在中小城市,政府部门公车私用,购买昂贵进口轿车的现象仍然严重。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存在,多名中国贪官逍遥法外。近年来,也有很多贪官污吏在任职期间利用权力之便,将自己的家属移民到美加澳等国,取得国籍。随后将自己的贪污赃款以家属合法收入或以海外投资等方式,转移国外。这些官员一旦觉得自己的贪污行为就将败露,就会以投亲名义(有的官员甚至在任职时就取得了海外居住权),逃亡海外,逍遥法外。相关内容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贪污案件。
1992年人大会议讨论长江三峡工程,虽然方案得到李鹏及多名老干部支持,但2588名人大会议成员投票时,赞成票仅得68.27%,共1767票,有177投反对票,644人投废票,数人甚至弃权,这一情况自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立国后所仅见。同样地,人民过去选举地方干部时,大多依从中央指定的候选人,但有几个地方却自行选出更受民众欢迎的代表。少数农村开始实行由村民选举领导人的方法。2001年2月14日,辽宁沈阳人民代表大会否决了人民政府、人民法院的2000年工作报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然而,2000年后,政府的管制仍然严格,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自由管制
在大部分情况下,媒体不得刊载六四内容,六四后有北京市民曾公开接受西方媒体采访,谴责军队屠城,中央电视台辑录了该片段,并呼吁全国寻找这名反动份子,该市民最终被捕并判刑。大部分民众在事后保持沉默,不愿发表对六四的任何意见[80]。许多中国80后的年轻人不知道有此事的发生,一些人甚至因文章中出现“六”“四”或“6”“4”等相关数字而受到牵连[219]。
谷歌、雅虎等海外网站的中国版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不得不屏蔽一切有关六四及其他政治敏感的网页。2007年6月4日,《成都晚报》的一个年轻女职员因未了解六四事件的相关历史,当有人要刊登“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并且告诉她是一个矿难。她就批准刊登了。结果导致一名副总编辑,二名编辑,和《成都晚报》广告部四名职工全部被解雇。[220];2008年的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被CCTV描述为香港市民悼念汶川大地震死难同胞[221][222];2008年7月24日《新京报》刊登了一张六四事件照片遭下令在市面全面回收。[223]
在严格的媒体管制下,中国政府一直宣传六四事件是外国势力混入学运,意图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外国势力”借助民众热情,配合中国一些政治人物,以图利用学生推翻现政府从而掌权,建立一个顺从于西方社会的政府。苏联解体后,部分民众也认为如果没有平定动乱,中国也会像苏联般瓦解。国内也有一定数量的声音认同“稳定压倒一切”,批评激进的学生只会令社会不稳。[224]当论述中偏离这一观点时,言论一般会受到封杀。
然而多年来不断有人突破限制,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对六四的看法。最早披露SARS爆发的蒋彦永因为在2004年上书中国人大要求为六四正名,从而被软禁后加以监视。[225][226]
2009年,六四20周年来临前夕,同时又将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国庆庆祝仪式,“中国政府加紧了对异议人士的控制”[227]。
群众运动
六四后中国调整了一系列应付群众运动的措施,89年后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事件绝迹。江泽民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我们应当从这件事中吸取一些教训,正如中国一句谚语所说的‘吃一堑,长一智’。”他指防暴应由警察负责,而非军队,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并使用橡胶子弹等非致命武器。
1999年,北约炸毁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北京出现自六四后最大的示威,政府沿路派出警察维持秩序,并未有拦阻示威人流;2005年北京反日示威上,政府亦依这一方针处理。中国官方称这些游行为爱国主义[228][229],外界质疑这是中国政府在将矛头转以民族主义表达。[230]
但迄今,中国仍未解除对示威的限制,全国各地屡有发生“群体性事件”,少数酿成严重的冲突,但大部分事件都没有报道,少数被曝光的则受到各级政府的限制及诱导式的报道,例如以“不明真相的群众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等用语予以概括,有大量失实成分。但近年来由于社会舆论尤其是互联网舆论的发展,一些示威开始得到了大量报道,例如“石首事件”。迄今为止,并未有如六四事件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的示威事件。
香港反应
政治分水岭
香港是当时境外地区中,对六四事件投入最深的地方,大批市民捐款给学生,媒体天天报道。相比内地各省市的政治诉求,六四在香港更像一场民族醒觉运动,这是香港开埠以来的政治活动中,不少人深信改革开放最终带来自由民主,实现百年现代化之梦。
当时香港民间发起了一次超过一百万香港市民参与的支持北京学生运动的六四游行,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型的政治活动。当六四镇压消息传回香港时,市面弥漫一片阴霾。一些电影院、酒廊、影视租赁店和娱乐场所因市民不出来消费而被迫结业。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10年后,在香港留下的美好憧景,消失殆尽,恐共情绪蔓延全港。2009年当香港亚洲电视首次播放中国中央电视台节目春节联欢晚会时,惹来全港市民强烈批评,其原因是于六四时才首次广泛观看到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内容,特别新闻联播依然勾起香港市民对六四的联想。
原本倾向中国政府的一批政界人士,一部分在六四后与政府分道扬镳,埋下香港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不信任,其中香港主要政党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民主党前身之一)由此诞生,而过去一直强烈支持中国政府的知名人士如支联会主席司徒华亦成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六四亦令改变了大专团体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的政治取态,由亲北京立场变成拒共,并主导香港的学运方向。亲北京阵营在商人资助下成立“学协”,意图改变学运的方向,但至今仍未能超越学联的角色。
六四亦引发大规模的移民潮,在六四后数年,平均每年近5万人移民海外,一些像佛得角等小国也在杂志上刊登广告宣传该国护照可供申请。甚至香港市民前往中国旅游的意愿也大减,有专办中国游的旅游公司更因此倒闭,同时也使日韩旅游生意于89下半年有所增加。 
至今,六四事件在香港仍然是一个敏感话题,每当有政客尝试合理化镇压行动时,都会引起舆论及全港市民强烈反应。每年6月4日晚上,香港市民仍会聚集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晚会,每年参与人数仍达十万之间。 
六四包袱论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曾在不同场合呼吁港人要放下“六四包袱”。[231]2009年5月19日,第二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回应立法会议员对于平反六四的动议时指,六四事件发生已有20年,国家发展为香港带来繁荣稳定,香港人对国家的发展有客观的评价,并声称“我的意见就是代表香港人的整体意见”。这些论述每次均引起强烈反弹,“曾荫权不代表我”成为一个流行说法,不少人质疑如果可以忘掉六四,是否也可以忘掉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侵华历史?最终曾荫权承认自己用词不当,并向全港市民道歉,这次曾荫权的言论后,2009年六四烛光晚会的参与人数达至破纪录的十多万人。[232]
除了政客言论外,香港每年六四前夕,均成为政治敏感时刻。2010年六四前夕,支联会在铜锣湾时代广场举办“天安门屠杀”展览,结果食物环境卫生署指展览未取“公众娱乐”牌照,勒令支联会取消活动,警方随后拘捕13名支联会成员和没收民主女神像,事件引起社会强烈反向,质疑“天安门屠杀展”怎可能是娱乐活动。在社会强烈压力下,警方最终交回民主女神像。[233][234][235]
每年六四,香港立法会均会提出平反六四议案,这传统于1997年5月21日由立法局议员司徒华提出,当时以29对1之大比数通过,表示立法局认为“八九民运六四事件必须平反”。[236]主权移交后的1998年起,泛民主派议员每年均提出平反六四动议,辩论议案时亲共议员多数离场逃避,虽然支持票数是多于反对/弃权票数,但由于议案要“分组点票”,而且其中一组(功能组别)多为反对平反六四的亲共派,故此议案连续13年遭受否决。
香港民建联前立法会议员马力于2007年否认六四是“屠城”,又说用一只猪来测试坦克屠杀学生照片的真实性,引起社会争议和炮轰他冷血。马力在事后承认所用的例子过于轻佻,愿收回部分字眼,但无意收回观点和道歉,而马力发表这言论后三个月病逝。[237]
教科书争议
1994年,香港首次有两间出版社文达及龄记在香港中学会考历史教科书内加入六四事件的内容,但时任教育署长黄星华建议删除。他在书面声明中指:“发生于20年内,特别是尚未有足够的时间,待有关事件获得客观的分析、鉴定和评估,才能落实,相隔20年的时间应是一个合理的界限。”黄星华的言论引起教育界、学者及政界人士的不满及抨击,质疑他干预教科书及掩饰历史真相,当时的港督彭定康亦要求黄氏检讨是项决定[238]。
05年,香港新编中史会考课程正式将“六四事件”加进近代史中,但篇幅仅由30字至100字不等,用语如“群众的行为超越了政府的容忍限度”及“中共中央认为这是有人从中挑动”,并以“政治风波”及“学潮”形容事件,都较为接近中央定性的用语。其中三本教科书以“清场”形容中央处理“六四”的方式,文达的教科书则仅以一句形容事件-“最后政府军队干预方告平息”,而四本教科书均未提及平民死伤情况[239]。
2009年5月4日,中学会考历史科公开试首次提及六四事件,题目问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是谁,以及六四事件发生及其背后的“价格闯关”、“官倒”现象在何时发生,问题仅是资料性质,没有要求学生分析。有考生在网上讨论区批评有关试题以偏概全,考评局有意掩饰“六四事件”的真相[240]。
二十周年
 
 
20年后香港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
中国在经历了“六四”二十年后,当年提出的民主化改革有进步,但仍是一党专政,基层尚没有实行民主选举,中国经济大幅增长,但部份工人与农民的利益受到了地方政府及财团的侵害,部分地方政府与财团相互勾结。贪污较为频繁,中央对贪官污吏的惩治不足以使所有人民满意。
根据香港电视于六四前的多个新闻纪录片,很多学生领袖都表示,他们在当年“支持中国共产党、支持社会主义”,因为热爱共产党才发动学生运动,最后却被污蔑为“反社会主义、反中国共产党”,而感到无奈。现在他们都很渴望回国,但即使回到国内也仍会坚持发展中国的民主[241]。
但一些被访问到的知识分子的指,中国共产党因为要杀人灭口,而被迫逃亡。许多参与学运的工人,都被驱逐出境,至今无法回国[241]。2009年中国各大城市从6月3日开始,明显加强了警力,四处巡逻、搜查可疑人物,对相关异议人士(如穿着黑白色、89、64等衣服或手持蜡烛)进行监视、盘查、拘禁。[来源请求]城市没有抗议示威活动出现,天安门有大批民警与武警搜索进出天安门人们的物品,北京市面相当平静。[来源请求]但是早于清明节,广州已有部分受监视之人士,进行了私人式的纪念聚会。部分博客服务商拒绝用家上载名称中带有64、89的图片文件[242][241]。同时某些网站(如人人网)对64、20等与六四二十周年相关的数字进行临时屏蔽。[来源请求]6月4日晚上,香港如常于维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维园六个足球场、旁边草地以及篮球场坐满了参加者。支联会表示有15万人参与[241]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武昌起义雕塑
辛亥革命(Revolution)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较早见诸记载的“辛亥革命”一词,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命的报道。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走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辛亥革命始末记》基本相合。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一词使用并不广泛,称呼辛亥年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段史事的词汇,名目繁多。民初的报章,如《申报》、《大公报》以及政府公报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极为罕见。即便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所用名词也没有一定之规。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以孙中山名义发布的公文中,有“武汉首义”、“民国缔造”、“民国光复”、“革命”等说法。1917年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追述革命历程,称“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不见直书“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说至今仍然沿用。
  在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开始升温且影响日广。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1921年10月梁启超以《
   
武昌起义油画
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专门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
  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在有关纪念中,“辛亥革命”字样出现得特别频繁。1927年双十前夕,中国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第一条就是“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词汇,以迄于今。[1]
  
   
孙中山在紫金山祭奠朱元璋
1910年 3月21日 孙中山向黄兴提议再次发动广州起义。
  1910年 3月 孙中山在旧金山设美洲同盟总会(又称同盟会美国总支部)。
  1910年 3月 长沙发生抢米暴动。
  1910年 4月 各省请开国会代表发动第二次请原。
  1910年 6月16日 湖北革命党人改群治学社为振武学社。
  1910年 9月18日 资政院开院。
  1910年 10月3日 《民立报》在上海创刊。
  1910年 10月11日 国会请愿代表团发起第二次请愿,分别向资政院和载卫上书。
  1910年 10月 清廷发布上谕,将预备立宪期限由九年改为五年。
  1910年 11月4日 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会议,布置广州起义。
  1911年 1月30日 振武学社更名文学社,举蒋翊武为社长。
  1911年 1月 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负责筹划和组织广州起义。
  1911年 4月8日 温生才击丝广州将军孚琦,温被捕遇害。
  1911年 4月27日 黄兴等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
  1911年 5月8日 清廷组成皇族内阁,以庆新王奕 为总理大臣。
  1911年 5月9日 清廷颁布铁路国有政策。
  1911年 5月10日 文学社在武昌小朝街设立机关部。
  1911年 5月11日 文学会和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第一次国体联合会议。6月14日和9月14日又先后就两国体联合再三会议协商。
  1911年 5月17日 四川保路同志威风成都正式成立。
  1911年 7月31日 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
  1911年 7月 汉口《大江报》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亡中团者和平也》二短证。大江报馆被查封,报社主笔詹大悲、何海鸣被捕。
  1911年 8月13日 林冠慈、陈敬岳在广州炸伤李准。
  1911年 8月 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及附近各州县发动罢市、罢课。
  1911年 9月7日 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蒲殿俊、罗纶等,枪杀请愿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1911年 9月24日 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大会在武昌召开,讨论通过“起义计划”。
  1911年 9月25日 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调配炸药,不慎引爆。蒋翊武等在武昌小朝街机关部决定当夜起义。
  1911年 10月10日 凌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就义。晚,武昌起义爆发,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占领武昌全城。
  1911年 10月11日 湖北军政府成立,举清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是日晚,汉阳,汉口驻军起义。
  1911年 10月12日
辛亥革命历史照片(20张)
清廷谕令荫昌、萨镇冰率水陆两前赴鄂镇压起义。
  1911年 10月12日 孙中山在美国获悉武昌起义,“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而后归国。
  1911年 10月14日 清廷下韶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对武昌起义的“剿抚事宜”。
  1911年 10月18日 驻汉口各外国领事馆宣告“严守中立”。到同月22日驶抵武汉江面的英、德、美等国军舰达二十艘。
  1911年 10月18日 民军进攻汉口刘家庙。阳夏战争开始。
  1911年 10月22日 长沙起义,成立湖南军政府,举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
  1911年 10月22日 西安起义。27日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以张夙为大统续。
  1911年 10月23日 九江起义。次日成立九江军政分府。
  1911年 10月25日 李沛基炸死新任广州将军凤山。
  1911年 10月27日 黄兴、宋教仁等从上海乘轮抵武昌,黄旋赴汉口前线督战。
  1911年 10月28日 湘军第1协王隆中部率领首批援鄂军1700多人出师援鄂
  1911年 10月28日 王部于11月4日开抵武昌。后另有甘兴典等部湘军援鄂。
  1911年 10月29日 太原起义,成立山西军政府,举阎锡山为都督。
  1911年 10月30日 昆明“重九”起义。11月3日成立云南军政府,举蔡锷为都督。
  1911年 10月30日 载丰以宣统帝名义下诏“罪己”,并开放党禁,赦免党人。
  1911年 10月31日 南昌起义。11月1日成立江西军政府,举吴介璋为都督。
  1911年 10月31日 湖南发生兵变,焦达峰、陈作新被杀,谭延闿继任都督。
  1911年 11月1日 清军攻占汉口,民军退守汉阳、武昌。
  1911年 11月1日 皇族内阁辞职。清廷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1911年 11月3日 都督黎元洪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黄兴等随即往汉阳设战时总司令部。
  1911年 11月3日 贵阳起义。次日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以杨盖诚为都督;另设枢密院,以张百麟为院长。
  1911年 11月3日 陈其美、李燮和等发动上海起义。6日成立沪军都督府,举陈其美为都督。
  1911年 11月3日 河南革命党人数十人被捕遇害,计划于次日发动的开封起义流产。
  1911年 11月4日 杭州起义。7日成立浙江军政府,以汤寿潜为都督。
  1911年 11月5日 苏州和平光复,成立江苏都督府,巡抚程德全改称都督。
  1911年 11月5日 吴禄贞在山西娘子关与阎锡山等会晤,议组燕晋联军,准备举兵直捣北京。
  1911年 11月7日 广西宣布独立,改抚署为军政府,以巡抚沈秉为都督。
  1911年 11月7日 吴禄贞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于石家庄。
  1911年 11月7日 安徽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推巡抚朱家宝为都督。
  1911年 11月8日 黎元洪都督电起义各省,请派代表到武昌会议组织临时政府。
  1911年 11月9日 广东独立,推两广总督张鸣岐为都督;因张逃,复推胡汉民为都督。
  1911年 11月9日 福州起义。11改督署为福建都督府,推孙道仁为都督。
  1911年 11月9日 苏、渐都督联电沪督,倡议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沪督陈其美随即于13日通电各省,请派代表赴沪筹组临时政府。
  1911年 11月11日 袁世凯派蔡廷斡、刘承恩等人武昌诱和。
  1911年 11月11日 海容、海琛、海筹等舰自汉口前线下驶九江,宣告反正。
  1911年 11月12日 奉天国民保安会成立,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被举为会长。16、17日吉林、黑龙江国民保安会相继成立。
  1911年 11月12日 镜清、保民等十余舰在镇江起义。
  1911年 11月13日 袁世凯在北京就内阁总理职。
  1911年 11月13日 山东宣布独立,以巡抚孙宝琦为都督。
  1911年 11月13日 孙于同月24日宣布取消独立。浙江、江苏、镇江、福建、山东、湖南、上海七处代表在沪集合,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1911年 11月16日 黄兴指挥民军自汉阳反攻汉口,次日败退汉阳。
  1911年 11月22日 重庆宣告独立,成立蜀军政府,以张培爵为都督。
  1911年 11月24日 江浙联军会攻南京。
  1911年 11月26日 入川鄂军在资州起义,杀端方,回师湖北。
  1911年 11月27日 成都和平独立,宣告四川地方自治,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以咨询局议长蒲殿俊为都督。

  1911年 11月27日 黎元洪电各省都督,告以汉阳失守,请速派兵来援。
  1911年 11月28日 各省代表会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开第一次会议,议决临时政府成立以前,由鄂军政府代行中央军政府职权。
  1911年 12月1日 鄂军政府与袁世凯签订停战协议。
  1911年 12月2日 江浙联军攻克南京。
  1911年 12月2日 各省代表会正式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1911年 12月3日 各省代表会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
  1911年 12月4日 留沪各省代表开共和联合会大会,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并推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
  1911年 12月4日 各省代表会议决议和条款四条,以伍廷芳为代表与袁世凯议和。
  1911年 12月5日 清廷授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袁次日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议和。
  1911年 12月7日 海军开代表会,公举程壁光为海军总司令。海军全部反正。
  1911年 12月12日 十四省代表齐集南京开会。
  1911年 12月17日 各省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
  1911年 12月18日 “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议事厅开始举行。
  1911年 12月20日 六国驻沪总领事照会南、北和谈代表速定和议。
  1911年 12月25日 孙中山归国抵上海。
  1911年 12月25日 各省代表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会在南京开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1年 12月29日 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达成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协议。
  1911年 12月29日 袁世凯拒绝接受“南北和谈”商订的国民会议召集办法。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袁世凯准唐绍仪辞职,并电告伍廷芳以后直接电商南北和谈事宜。
  1912年 1月2日 直隶滦州新军起义。
  1912年 1月2日 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
变革之道
  立宪运动是中国清朝政府继自强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1895年)、维新运动(1895年-1898年)之后推动的第三次大型改革,目的在使大清帝国成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废除军机处,发布内阁官制与任命总理、诸大臣。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皇族)与满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立宪派、舆论对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满,认为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宪政,乃逐渐同情、倾向革命。清政府遂于是年(1912年)垮台,中华民国就此诞生。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革命党人曾经先后发动十次武装起义,屡次失败,而又能屡次重起,海外华侨的大量经济支援,实在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海外华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孙中山曾经用这样一句言语表达:华侨是革命之母。
文化形势
1900年中国因爆发义和团事件,导致八国联军入侵,朝廷内部顽固保守势力也受到严重打击,在改革势力的呼吁下,慈禧同意开始推行康梁在戊戌变法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为清末新政。其中影响最大的政策,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经有6万多所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后,大量以参加科举谋求官职的传统文人失去了出路。
  清朝末年,以八旗、绿营为主的旧式军队已失去战斗力。平定太平天国时倚靠的主要是地方团练武装。甲午战争后,因旧式军队已落伍,加上为免兵权旁落,清政府于1901年起决定对陆军进行全面改革,计划在全国练新式陆军36镇,以取代八旗、绿营及地方的防营。当中北洋新军6镇直属朝廷,由袁世凯所编练的“武卫右军”扩编。其馀各省亦由地方巡抚、总督负责编练新军。为了培养新军的军官,各地开办了许多新军学堂。部分地方的新军(如张之洞主持的湖北和湖南地区)大量起用留学生为军官;相反,北洋新军中留学生却极少。到辛亥革命前夕,组编好的部队已达整编16镇和10余个协、营。
革命团体
  
黄兴像集(10张)
革命的主要组织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国同盟会。除此以外,还有共进会,文学社,同盟会中的丈夫团等。
  兴中会主要在华南一带开展活动,光复会在江苏,浙江,上海一带开展活动,华兴会主要在湖南开展活动,共进会在长江流域开展活动,而后来成立的同盟会是全国革命力量的一个松散同盟,同盟会会员还在各地建立了各种同盟会的外围组织。
  革命的领导者主要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元培、赵声、章炳麟、陶成章等。
  
革命前的中国(20张)
 革命者的主要政治主张有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共和体制等。 
  1890年代,不少人开始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由满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类似法国及美国的共和政体。最早主张革命的人多数集中在海外,以留学生、华侨青年为多。最早期的革命团体亦是在海外成立,当中由杨衢云、谢缵泰等为骨干的辅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即成立于英属香港。而孙中山亦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组织兴中会,为革命筹措经费。二者后来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并,继续称之为兴中会,并且于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事(史称“第一次广州起义”),但并未取得成功。孙、杨二人亦因此而被通缉,并被香港当局禁止入境。孙中山于1895年在伦敦为清廷所绑架,事件成为国际新闻,孙亦因而闻名国际。杨衢云则在1901年被清吏在香港刺杀。
  
   
民报
孙中山在1905年夏,在日本成功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8月20日于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在《民报》(原名《二十世纪之支那》,为华兴会机关刊物,同盟会成立后易名为《民报》)上阐述了这一观点。同盟会积极宣传他们的思想,大力推动群众的觉醒。《民报》在章炳麟、陶成章等主编下,由胡汉民、汪精衞等执笔,与主张保皇、由康有为、梁启超执笔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成为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同盟会在1907年虽曾一度再次分裂(孙中山因未经众议收受日本政府资助,自光复会退出。孙中山与汪精衞、胡汉民等于南洋另组总部;黄兴则继续支持孙中山), 但在革命中仍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1906年2月,日知会在武昌召开成立大会,由刘静庵主持。到会的还有孙武、张难先、何季达、冯牧民等百馀人。后来日知会成为同盟会湖北分会的机关。
  1906年起,陈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后组织成立黄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学团体,1909年又组织成立南社,通过文学创作传播新思想。
  1907年7月,在东京的部分同盟会会员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刘揆一、焦达峰、张伯祥、孙武等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共进会性质及纲领与同盟会几乎相同,但不直接隶属同盟会。共进会是 武昌起义的领导组织之一。
  1911年1月30日,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推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文学社为新军内青年军人组织,旨在通过渗透到新军中,掌握武装。文学社是领导武昌起义的另一个领导组织。
  支
   
秋瑾
持革命的力量有很多,包括留洋回国的学生及知识分子、会党群众、海外华侨、新军、农民、游民、外国人等。
  新兴知识阶层以留洋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为主体。科举制度废除后,清政府兴办新学并鼓励留学,很多年轻士子或进入新式学堂,或留洋学习。在陶成章的倡导下,很多士子捐官学军,到日本学习军事,如徐锡麟等。
  1900年代,中国出现了留日热潮,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已经累计万人多,在日本留学生周围,集结了一大批反清中坚力量。
  1908年起,革命党人将发动群众起义的重点转向新军。革命党人在新军内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向士兵进行革命的宣传。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投入当时兴办的新军当兵,成为新军中的有生力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和许多骨干如刘尧澄(刘复基)、詹大悲、王宪章、张廷辅、蔡大辅、王文锦都是投营当兵的青年。
  后来组织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很早就同新军建立了联系。
编辑本段准备
  
黄花岗烈士公园(19张)
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的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 、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这十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895年-1900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及同时期其他起义
  第一次广州起义 1895年春天,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战败,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举国悲痛。10月以香港为中心的兴中会策划第一次广州起义,由陆皓东绘制青天白日旗。10月26日,杨衢云坐镇香港,孙中山率领郑士良、陆皓东到广州,准备一举而袭取广州。但是事机泄漏,清政府展开大搜捕,陆皓东在这次起义中被捕,不幸身亡。第一次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孙中山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香港当局在清政府压力下亦下令禁止二人于五年内再次入境。孙中山开始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国、伦敦等地宣传革命及筹措经费。
  自立军起义 1900年,中国北方发生义和团之乱,陷于无政府状态。1900年7月,谭嗣同的挚友唐才常组织自立军,拟在长江沿岸五地同时发动勤王起义。事败,唐才常等12位起义领导人在汉口被捕,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斩首。
  惠州起义 同年,孙中山决定准备军事起义。6月,孙中山与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英国退伍兵摩根及日本人宫崎滔
   
鄂军教导团徽章
天、平山周、内田良平等从横滨抵达香港,但被港英当局拒绝入境。9月25日,孙中山在日本黑龙会的帮助下,经马关赴台湾。会见日本民政长官之后,得到日本台湾总督府官员承诺支持在广东举事。孙中山于是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10月8日,孙中山命郑士良等人于惠州三洲田(今深圳三洲田)发动起义,也称惠州起义、庚子革命、庚子首义、三洲田首义等。起义军在三多祝发展至2万人。10月19日日本政局变化,伊藤博文第四次组阁,下令台湾总督府不得接济起义军。起义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不久在清政府镇压下宣告失败,史坚如、山田良政等被杀。孙中山被台湾日本当局送离境,回到日本。
  1900年-1907年: 萍浏醴起义 黄冈起义 七女湖起义 安庆起义 钦州起义 镇南关起义 钦廉上思起义 河口起义 马炮营起义 庚戌新军起义。
  1910年-1911年: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赵声、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同盟会重要骨干会议。以之前用会党为主力在边区的起义皆未能成功,革命正陷入低潮,议决集同盟会精英,在广州起义,和清政府决一死战。
  
   
林觉民
1911年3月,武汉新军各标营均已经建立起文学社的组织。共进会主要集中于新军八镇第16协第32标发展会员。武昌起义时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革命组织,新军士兵是发动革命的潜在力量,文学社和共进会一直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
  1911年4月27日,赵声、黄兴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后收殓到72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由此建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而此次起义中牺牲的起义军则不止此数。牺牲者多为同盟会精英,当中包括有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
  1911年5月8日,清朝廷成立皇族内阁,显示出清统治者毫无立宪诚意,令各地立宪派大失所望。5月9日,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收回由民间出资建造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这一举措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掀起了四省保路运动,尤以四川最为强烈。
  6月17日,四川民间各团体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四川谘议局议长 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张贴文告,四处讲演,甚至上京请愿。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8月24日,群众开展罢市罢课,9月1日,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的号召下,开展抗粮抗捐活动。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领袖,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这一举措激起了大量群众到四川总督衙门请愿,赵尔丰下令清兵弹压,打死30馀名请愿群众,酿成成都血案。9月8日,成都附近农民在同盟会和会党组织哥老会的领导下组成保路同志军起义,围攻省城,与清兵交战,附近州县群众纷纷响应,几天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9月25日,“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同盟会成员王天杰、龙鸣剑等人领导荣县独立,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变,成都被围后,非常惊恐,忙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并调渝汉铁路督办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
  中央:摄政王载沣,盛宣怀,端方,岑春煊,庆亲王内阁,资政院,川籍官员,各国外交人士。
四川保路同志会,立宪派与士绅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立宪派,爱国主义士绅,铁路公司股东, 革命党,哥老会,中下层民众:铁路公司小股东(农民) 。

  湖北新军原为张之洞所练的“江南自强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因而遍布革命党人。当中以共进会及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渗透最广。保路运动酿成民变后,端方奉命率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此时,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武汉的防务非常空虚,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机会。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60馀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总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正值筹备处设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起义机关定为1911年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进会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受伤的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并在相邻的刘公住所内带走了刘公的弟弟刘同。湖广总督瑞澄闻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闻讯后,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并派人给各营送信。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起义总指挥部被捕、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三人被斩首。
  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1911年10月10日(农历8月19日)晚间八时(此时事发已无可考证,只能确定是日暮以后午夜以前事发),程定国(旧说是熊秉坤较为正确)发出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在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黎明前,占领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澄逃走。
  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馀人外,还邀请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囯溶以及议员,还有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的人选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一说为总参议)。
  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复。晚上成立谋略处。在谋略处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议局大楼为办公地,以十八星旗为军旗。谋略处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全国电》,《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电全国。
  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革命党与立宪派的汇合。
  相关文献: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暂行条例、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宣布满清政府罪状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布告全国电、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电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布告海内人士电、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致满清政府电、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清檄文。


  1.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认为辛亥革命有民族民主革命性质
  民国初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这场革命多有论述和解读。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会与西北协进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确认了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
  革命的进程,诚如他在《八年今日》一文中的描述:“今日何日,乃革命党员熊秉坤开枪发难,清朝协统黎元洪被迫而起革命军于武昌之日也。随而冯国璋焚烧汉口,随而袁世凯病起彰德……无如党人遍布国中,响应四起,遂致清朝江山不可收拾,于是而南北和议开,于是而非袁莫属之论起,时予方在伦敦从事于外交问题之解决,正当着手举世同情,乃屡促共和国体之速定,正式政府之成立,欲乘时要求友邦之承认,乃迁延两月,头绪全无,加以远闻国人,尚有主张清帝之君宪者,予深恐革命大功亏于一篑,故不得不舍外交之良机,而奔驰回国……于是草创政府于南京,而共和国体乃定焉。”这既是孙中山的个人经历,实际上也勾画出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历史脉络,这正是辛亥革命的核心内容。同时也褒扬了革命党人肇建民国的历史功勋。
  在这篇发表于1919年10月10日的纪念文章中,孙中山还鉴于当时时局,感慨“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之日也”,“今日之民国,竟成亡国士大夫之天下也”。尽管“革命军起矣,民国由之立矣,但革命之事业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革命尚未成功这一论断,以后得到了中国国民党的进一步发挥和解说。
  2.北洋系在辛亥纪念中,存在着刻意“去革命化”的倾向
  民初执政北京的北洋系,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则暧昧其词,语焉不详。1912年10月10日,由北京政府内务部举办追祭礼,国务总理赵秉钧代表袁世凯恭读祭文,只以“时会既开,国风丕变,帝制告终,民豪聿见”数语,表现民国肇建过程,
袁世凯像集(10张)
肯定诸位烈士终结帝制之功,对民族革命几乎不提。
  1913年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他在长达万余字的《莅任宣言书》中,提及辛亥之役只有寥寥数语,只说“武昌事起,为时势所迫,身当其冲”,简笔勾勒了自己从武昌起义出山到上位临时大总统的历程,突出了五族共和的主题。
  实际上北洋系在辛亥纪念中,存在着刻意“去革命化”的倾向。1912年由孙中山、黄兴等发起在北京举办革命纪念会,会期将届,接内务部通知,更名为共和纪念会。1913年底北洋系将领段祺瑞督鄂,对武昌起义门、聚义门之名颇为反感,认为“以二城门为标榜,致军民脑筋易起浮动观念”,下令恢复其原名中和门、通湘门。
  这种貌似怪异的表现,其实有其合理解释。首先这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经历有关。对于袁世凯的北洋系而言,武昌首义后,北洋六镇即担负起扑灭南方革命烈火的责任,在山陕、长江沿线与民军反复厮杀。在北洋系的经历中,恰恰是他们的力战,造成了五族共和局面。清帝退位诏书上分明写着“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其次,高举“共和”大旗,也是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民元4月以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居于执政地位,民国初建,政府的亟务是统一和稳定,“五族共和”已成国策,纪念中过分强调革命,显然不合时宜,不利于国内各族敦睦,稳固国基共建民国。无可否认,北洋政府要员原在清政府任职,辛亥之役中,一段时间曾效忠清朝,与革命军进行过正面的军事对抗,纪念之中宣传革命之功,无异于授人以柄,其执政地位尤显尴尬。这也是民元北京政府只宣扬“共和”,不愿也不能宣扬辛亥纪念中的“革命”的原因了。
  3.“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
  1919年,尚未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在批评辛亥革命未能联系广大民众之外,毛泽东说明了辛亥革命是由留学生、哥老会、士兵等群体发动参加的,还是取得了“倒去”“圣文神武的皇帝”,开始“建设”“大逆不道的民主”等成果,较为简练地道出了辛亥革命组织、发动的历程及其政治成果。
  为说明民众联合的必要性,毛泽东还以辛亥革命为例,“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咨议局的设立,和革命党——同盟会——的组成。有咨议局乃有各省咨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的一举。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这段话肯定了革命党和咨议局在辛亥革命中的同等重要作用。
  革命党与咨议局分途并进,共同推动了辛亥革命,这种认识并非毛泽东独创。早在民元,梁启超就有类似的说法。1912年10月,自戊戌变法后即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应邀回京,受各方邀请发表演说,在题为《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演说中,他回忆“当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俨然为一种事实,而政治之败坏已达极点,于是忧国之士,对于政界前途发展之方法,分为二派:其一派则希望政治现象日趋腐败,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灭亡者,即谚所谓‘苦肉计’也,故于其失败,不屑复为救正,惟从事于秘密运动而已;其一派则不忍生民之涂炭,思随事补救,以立宪一名词,套在满政府头上,使不得不设种种之法定民选机关,为民权之武器,得凭借以与一战。此二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去年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证也”。 “现在之国势政局,为十余年来激烈、温和两派人士之心力所协同构成”。激烈派自然是指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温和派当然是咨议局立宪派了。
  到1921年,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演讲中,继续谈辛亥革命是由两条路径进行的观点,“一面是同盟会人,暗杀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咧,弹劾咧,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几年,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的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的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峥嵘的诞生出来了”。
  与民初相比,梁也有观点的渐变。他继续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最后清朝被推翻“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齐迸现的结果”。10年前,梁氏犹且极力反对革命,于今 “革命党”大而化之,囊括了“立宪派的人”了。而且据此,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分别落在了同盟会和立宪派中人肩上。
  4.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
  随着北伐的胜利,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中央政权。此时,除延续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定位外,国民党在宣传中还做了不同程度
   
宋教仁
的发挥。1927年《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对于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当是指“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压迫依然如故”,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这是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一种引申。1940年潘公展在《辛亥革命与抗战建国》中,进一步对辛亥革命反帝的意义加以阐发,赞扬辛亥革命是“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拓荒创举”。
  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1930年双十纪念日中,何应钦对此做了一个比较简洁的说明,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挂上了一个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由推翻满清一点而论,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论,究不能不谓为失败。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满清,不只在获得中华民国的虚名,而在造成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明确了实现三民主义为辛亥革命的最终目标。从此意义上看,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可以自圆其说了。
  20年代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辛亥革命也有切合时代特点的解读
  192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告民众书中说,“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看见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在于国民党没有民众的基础,而只有军队,所以在十三年决心改组国民党”,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发动群众。
  抗战之际,面对共同的敌人,建立最广泛的抗敌统一战线成爱国国人关切的问题。1938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指出 “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咨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对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联合,促成革命成功,给予充分肯定。
  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对辛亥革命的社会性质、地位以及成败做了述评。1945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对于辛亥革命的成败做了进一步解说。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的论断,中国共产党是从反帝反封建角度来探讨的,这和中国国民党从是否实现三民主义任务的角度探讨,是不相同的。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关于辛亥革命性质、地位和成败的论断,后逐渐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观点。
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思想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经济影响
  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
  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生活文化影响
  “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
宋教仁像集(6张)

对海外华人的影响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为: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 ,新思想的涌现 ,政党政治的影响 。
  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转而支持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剪掉辫子,另一方面,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
  当孙中山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展开革命之前,当地华人是不团结的,常有帮派和籍贯的斗争。不团结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帮派斗争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团的合作。
  1906年,孙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当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因此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团为孙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有机会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通过不间断的联系,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被加强和发展起来。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
  另一项最主要的发展便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学。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有了共同的媒介语。
  孙中山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鼓励设立女子学校,女人被允许加入社会活动和参加孙中山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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