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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8日 政治经济代价

[日期:2018-12-18]   来源: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  作者: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   阅读:5635次[字体: ]

2018年12月18日 政治经济代价

北京时间12月18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称,“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这一强硬表态引发广泛猜想。

与其无的放矢盲人摸象“空对空”争辩,在习近平心目中哪些是“该改的、能改的和坚决要改的”,哪些又是“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和坚决不改的”,莫不如将邓小平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与现阶段习近平主导的中国改革做一比较,从而得出“习式改革”与“邓式改革”的区别所在,这样一来,未来中国改革哪些该改能改,哪些不该改不能改,就更加容易判断了。

强化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控制

如果说中共邓江胡时代,中国改革尚且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单轮驱动”,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因为有感于中共党的领导此前遭遇空前弱化,习已将“整党治党”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列,作为新时代驱动中国改革的“两个轮子”。甚至有时为了实现净化和加强中共党的执政地位这一优先目标,中共宁愿将经济发展速度做适当调降。



习近平强调中国改革进入新时代(图源:新华社)


六年前,习近平是在中共党内蔓延腐朽和悲观气息、党员普遍丧失信仰和革命意志、政府无力应对社会挑战的背景下接过中共最高权柄的。习对这种状况经过了深思熟虑,身为“红二代”,习肩负传承红色江山的使命,而这种使命感是其前任平民出身的胡温所无法比拟的。

另一方面,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接手的是一个“九龙治水”的权力制衡体系,这造成了作为中共最高职位的总书记的弱势,这一实际权力运行也进一步加剧了上面说到的情况。因此,改变中共软弱涣散,集中中共总书记的权力,这也是中共高层的某种集体共识。

习近平中国改革“不改论”的核心是不能改掉中共的一党执政。而在把维护中共长期执政地位当做首要任务的前提下,习近平的改革应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经济改革将不会伴随着政治上的放开。与此相反,考虑到改革带来的风险,习近平的信念是必须把政治置于控制之下。

因而,对“错误思想”及其传播和鼓吹者,中共必须严厉打击,意识形态部门不能瞻前顾后,怕这怕那。“净网”行动,官媒批宪政,高校“七不讲”,党媒姓党的强调,意识形态极端重要性的提出,党委书记是意识形态第一责任人的部署,都反映了这一点。

这也正是有鉴于毛时代政网太密控制太严机制体制僵化,邓小平掌权后强调“党政分开”,而习近平如今却力主恢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的时代背景。邓并为中国改革开放规定了“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而习时代的中国改革,“三个有利于”之外还要加上是否有利于强化中共的执政地位这一标准甚至是唯一首要的标准。

中国经济由速度型转向质量型

在过去四十年中,中国独特的政府投资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治理结构,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模式目前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需要适时加以调整,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全球经济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经过四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离世界的技术前沿越来越近,从发展阶段上来说,已经从基于投资的发展阶段转变为基于创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阶段,动员和组织投资已经不是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早期促进政府投资的政策(如压低工资、强政府)会阻碍技术创新。

中国处于新的历史阶段,正如哈耶克很久之前就论证过的那样,更加分散化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成熟)会更好地加总大众的智慧,促进基于创新的发展。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大众的智慧如果充分发挥出来,其力量会是惊人的。

贫富悬殊、党政官员腐败、环境污染、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等等,中国这种发展模式其他方面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如压低工资和降低资本成本的发展策略,加上中国经济中其他的扭曲,造成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

中国需要适当放慢经济增速,停下来解决各项社会遗留问题并走上创新发展轨道。正是基于这一深刻考量,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经济要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型。

从地方“先行先试”到“顶层设计”

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喊话地方,“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一中国改革方法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此前中国改革的经验,如工农业改革农村改革先行,国企改革国有经济之外的个体工商户先行,营造市场经济“小气候”和利用外资东南沿海先行等等,因而可以说,中国前三十年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带有地方“先试先行”的经验色彩。

然而,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到第四十个年头的今时今日,中国改革早已进入深水区,能摸的石头大多已经摸过了,今天的中国改革更多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改革,因而需要强化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最早由现任中国副总理刘鹤在1990年提出,是信息系统规划设计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意味着在规划设计一个信息系统的时候,首先要确定这个子系统的主体结构,然后才能进行它的各个子系统的设计,否则,各个子系统之间就很难沟通、兼容和联动。 

对习李上台执政后中共提出“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直秉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这可能意味着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要进行系统改革的某种意向,因而是很值得欢迎的。 

当然,在未来中国改革开放中,鼓励“顶层设计”并不是不要地方“先行先试”。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高层已经出台了近1,600项改革方案,很多改革方案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地与执行,个中原因,除了某些顶层设计方案与地方实际情况并不契合,还与地方政府“先行先试”自由度与积极性受到高度压抑有关。并且,地方凡事等待中央政府顶层设计、唯顶层设计,并非中国改革之福。

最后,时移世易,强调“习式改革”与“邓式改革”的区别,并不能否认两者之间更为根本的传承关系。事实上,无论是在维护中共政治地位还是经济民生层面,邓小平改革与习近平改革在要实现的政治经济目标方面都有着高度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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