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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峰:变态社会里的学生与政治

[日期:2014-04-15]   来源: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  作者: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   阅读:598次[字体: ]

邓峰:变态社会里的学生与政治


2014年3月18日晚间,台湾爆发太阳花学运,400多名大学生率先占领立法院议场,门口则聚集着一万多人,其中多为年轻的大学生群体。直到4月10号晚间,学生才撤离议场。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对于学运,有褒扬的声音,也不乏质疑的人士。可是,于我而言,思考点不在于这场运动的是非,而是为什么参与政治的多为学生?因为不单单这场学运的主要参与者是学生群体,倘若历数近代以来的历史,你将会发现,学生参与政治的例子比比皆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从公车上书开始,年轻读书人开始大范围参与政治。民国期间,学运不计其数,其中著名的有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面对如火如荼的学运,胡适先生分析道:“‘五四’运动也可证明历史上的一个公式,就是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腐败,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干涉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

事实确实如此,无论是宋朝太学生、明朝东林党,还是一八四八年的全欧洲的革命,或者是八十年代的六四学潮,除了政府腐败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最初都是年轻的学生闹起来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胡适先生是这样解释的:“中年老年的人,壮气早消磨了,世故深了,又往往有身家之累,所以都容易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肯轻易参加各种带有危险性的政治活动。只有少年学生的感情是容易冲动的,胆子是大的;他们没有家室之累,理智也不曾完全压倒情绪,所以他们一受了义愤的鼓动,往往能冒大险,做出大牺牲,不肯瞻前顾后,也不能迟徊犹豫。”

在一个变态社会里面,政府腐败,行为卑劣,置身其中的人民难免会随波逐流,寻求自保。可是年轻的学生则不同,与市侩的大众相比,他们涉世较浅,心地善良,容易怒发冲冠,与普通年轻人相比,他们知识积累较多,明辨是非能力更强。于是,为天下呐喊的责任,便落在年轻的学生身上。

然而,胡适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变态社会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热血,还可以慢慢吞噬学生的理想主义,逼迫学生变得越来越世故。他们还未长成,却已经老去;他们还未相信,便什么都不相信。所以,变态社会里学生与政治的关系至少有两种:一种是积极关心公共事务,具有理想主义情怀,却容易得不偿失;一种是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为前途计,充满冷漠和世故。

第一种情况下,学生具有较多理想主义情怀,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虽身无分文,却敢胸怀天下。可是,历史往往很绝情。学生的满腔热血,放在一个信息非常不透明的变态社会里,代价很大。

政治是博弈的智慧,牵涉的东西非常广泛,关系极其复杂,而学生往往凡事想得很简单。政治需要冷静,需要妥协,需要稳步推进,平衡各种势力,而学生容易冲动,常常被胸中的热血所鼓动,渐渐失去理性,以至于好心办坏事。最致命的是,学生远离政治的核心,远离各种内幕与真相,看不到问题的关键所在,严重缺乏政治经验,经常停留于一些空泛的口号,不是被野心家利用,便是容易将问题导向错误的方向。

对于年轻的学生来说,热血多于理性,冲动高过冷静,不会谈判,更不擅长妥协,容易受谣言和周边人的情绪所影响。他们参与政治,往往不顾后果,一有风吹草动,便出现躁动,情绪宣泄多,理性分析少,容易陷入集体无意识之中。这种情况在正常社会里要好些,而在变态社会里,则非常严重。

早在民国期间,鲁迅就曾对学运作出不留情面的分析:“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指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虽然鲁迅内心里是同情学生的,甚至还专门写了《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可是他理智上却认为学生运动实属无益,“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

学生参与政治,关心社会,这本身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一个人人谈政色变的社会。可问题是,学生因为年龄小,经验少,易冲动,常常对政治产生误判,不仅无益于现实政治,相反还耗费大量的本可以用来读书和享受青春的宝贵时间。虽然学生之中不乏一些早慧者,但是就整体而言,学生对于政治的认识是粗浅的,是带有偏见的,这种情况在变态社会里面尤其明显。当然,这里不是说学生不该关心政治,而是应该有更加理性的关心方式,不能只有情绪宣泄,不能只有道德勇气,更要有理性建设。至于学运,不是说不能发生,而是说要有所克制,要用文明的表达方式,要懂得谈判和妥协。

事实上,学生的政治素养直接关系学运的文明程度。在正常的社会里面,有健全的示威游行法律,学生可在教授的带领下,文明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可是在变态社会里面,政府习惯于将学生的示威游行视作寻滋挑事,而长期愚民教育下的学生又缺乏足够的政治素养,容易被人利用,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情,以至于酿成不必要的悲剧。八十年代的六四学潮便是如此,学生的初心是好的,行为却非常幼稚,以至于问题越来越严重,变得不可收拾。所以说,同样是学运,美国的情况要比台湾好些,台湾又比大陆更加文明和理性。

李慎之先生临终前说过:“在中国能看得懂这种政治,能负责任地发言,非得在如此政府里当过部级干部以上。”李慎之先生此言是针对那些为社会开药方的专家学者,他们尚且如此,遑论普通学生呢?参与政治,必先了解政治,可是现状却是变态社会从来不给人民了解政治的机会。于是就会出现颇为壮烈的一幕,一批学生胸怀热血,喊着道德正义,进行着一项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不了解的事情,其结果可想而知。

第二种情况下,学生很少具有社会情怀,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在这个堕落的社会拼命往上爬。知识分子之中流行犬儒主义,平民之中流行市侩主义,学生之中则流行钱理群先生所言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中写道: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步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稗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决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以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相信很多人看到这段话会心有戚戚焉,因为它刻画得实在太生动,批判得实在太犀利。因为专制制度的高压,因为贪污腐败的横行,社会风气变得非常败坏,堕落成为最普遍的面相。人们容易想着眼前的利益,过度担心自己的前途,社会充满各种不确定,给人造成一种强烈的错觉:有权便是一切,有钱便是一切,有关系便是一切。置身这样的社会,学生安能独善其身?

可能有人会用杨朱的理论来为这种行为辩护,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好自己的事,都能维护好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个社会自然会变得更好,而不必有人站出来呐喊。只是这种观点貌似有理,实则虚弱不堪。在这种变态社会里面,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平等越来越严重,经常会发生各种侵权和暴力事件,有太多的人无法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讲。纵使那些可以维护自己利益的人,所依靠的常常不是正当的法律程序,而是关系、权势、金钱之类。正是因为现实如此不堪入目,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些挺身而出的理想主义者,有了他们,现实未必变得更好,若没了他们,现实将会黯淡无光,看不到任何希望。

本来中国是有理想主义的,本来中国学生是敢于为民请命的,可是在八十年代末,面对庞大的利维坦,不是身陷囹圄,便是被迫远走他乡。惨痛的教训,嗜血的记忆,令社会风气为之逆转,从此沉默代替呐喊,顺从代替抗议。再之后便是商业浪潮来袭,物质的享受成为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每个人各奔前程,不惜一切手段追逐财富,私欲几乎彻底取代公益之心,理想主义不再,学生的热血成为稀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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